心理戰（第2/14頁）

她解釋說，皈依以來她越來越多地想到伊拉克。尤其是關於美國帝國主義、關於烏瑪[62]的命運，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伊拉克死亡人數——多得難以想象，而且似乎無人關心。她找我是想獲得第一手資料。事實的真相。準確地說，是幾年前我在那兒時的事實真相。

“對我說實話。”她說。

這事不會有好結果。我心底有一種逆反情緒，與保守派談話時，我傾向於譴責戰爭，而與自由派談話時，我卻為戰爭辯護。我經歷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亂七八糟那幾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紮卡維[63]想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政權。每次和那種自以為洞悉伊拉克局勢的人聊天，都氣得我想把屎揉進他們的眼睛裏。

而且，她並沒有小心回避敏感話題：“你怎麽能殺自己人？”我相信這是她問我的原話。

“什麽？”我幾乎忍不住笑起來。

“你怎麽能殺自己人？”

“他們不是自己人。”我說。

“我們都是一個民族。”她說。

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遜尼派—什葉派的戰爭很清楚地說明烏瑪不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聲，略作沉默。我看著她的平底拖鞋，感覺曾經熟悉的那種老兵面對平民時的憤怒從心底逐漸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說。

紮拉臉上的憂慮多於驚訝，似乎她正眼睜睜看著我失去理智。她雙唇微微翹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臉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妝。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說，見她無動於衷，我只好解釋道，“科普特東正教會。埃及基督教。”

“哦，”她說，“就像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65]。”現在她表現出興趣，側著頭，橢圓形的臉正對著我。

“穆斯林恨我們，”我說，“有時會有暴動。就像沙俄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我父親常這麽說。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動中喪生，那個久遠的事件成為我的家族歷史中一個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對我父親是這樣。科普特人的身份對我的生活並不重要。當然我也無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禱，”她說，“因為……”

我笑起來。“我祈禱，”我說，“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頭微微一皺，那表情告訴我，我永遠別想和她睡覺。

盡管紮拉語氣頓時生硬起來，匆匆結束了談話，我沒覺得她特別在意。但兩天後我不得不面對學校“多元化與包容”部門主管的特別助理。一個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頂著一顆土豆形狀的腦袋。我曾和他見過面。作為一個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體現多元化的家夥。

那時我還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麽。電子郵件裏說我可能違反了阿默斯特學生行為規範中關於“尊重他人權利、尊嚴與誠信”的條款，尤其是由於各種原因引發的騷擾：“包含但不限於種族、膚色、宗教、籍貫、族群、年齡、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別、經濟狀況、生理或心理殘疾。”這並沒能幫我理出任何頭緒。

那封郵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別助理辦公室報到，之前的這段時間足以讓我把自己搞瘋。我上學的費用是多方拼湊而來：退伍軍人助學津貼、“黃絲帶計劃”[66]，以及各種助學基金。如果我被開除或停學，我不知道那些錢是否還能保得住。所有的資助都要求我“在學校表現良好”。我嘗試給退伍軍人事務部撥電話，卻一直在線等待，最終我忍不住將電話摔到墻上。收拾碎片的時候我依稀看見父親的臉。他疲憊的眼睛和濃密的胡須，臉上滿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對我命運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會糟蹋每一個機會。

第二天早晨我走進特別助理辦公室。他坐在書桌前，胖腦袋慵懶地棲在肩膀上，雙手交叉，身後墻上掛著他的基督救世軍“送玩具，贈快樂”的海報和安塞爾·亞當斯的風景照。這些都在預料之中，甚至還有點好笑。不過他對面坐了個人，身體前傾，對我進屋充耳不聞，那人正是紮拉。我感覺有點受傷。我倆雖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覺得彼此有種相互的尊重。而且我從沒把她看作那種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園裏仿佛《鵝媽媽童謠》裏的矮胖子走在鋼絲上，只等一個冒犯的詞來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嬌貴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記得對她說的那些話，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麽文章。

特別助理解釋道，因為紮拉沒有提交“正式投訴”，所以這不算“正式調解”。他舒緩的語調仿佛一位母親在撫慰受驚的孩子，不過他接下來的話將這種氣氛破壞殆盡。他說，盡管目前暫無處罰，如果我們的爭執“需要驚動學生品行教務長”，後果可能很嚴重。他戲劇化地皺起眉頭，讓我明白他所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