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窯中的祈禱[37]

羅德裏格斯朝我走來時，並非想找隨軍教士說話。甚至在我站起身露出領口的十字架之前，他大概還沒認出我。最初他只想要支煙。

他臉上的血痕或橫或斜，他的雙手和衣袖也沾著血跡。他不願直視我，眼神狂野而空洞。臉上不時閃過轉瞬即逝的暴戾神色，像是被激怒的狗面部痙攣般的扭曲。

我遞給他一支煙，用我的煙點著了。羅德裏格斯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團煙霧，然後回頭看了一眼他的班，臉上重現出暴怒的表情。

二十年前，早在我成為神父以前，我曾是個次重量級拳擊手。憤怒有利於在搏鬥前激發你的鬥志，但一旦搏鬥開始有些東西便起了變化。內心湧起一種喜悅，一種服從感。那不是基督徒特有的感覺，卻很有力量。身體的攻擊性有它自身的邏輯和情緒。那正是我從羅德裏格斯臉上看到的，憤怒轉化為暴力前的短暫間隙。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正在派遣期的第四個月，兩人站在查理連[38]。醫療室外，外科大夫剛宣布了我們營的第十二例陣亡：登頓·查希亞·藤田。我當天才得知藤田的全名。

羅德裏格斯身體精瘦、肌肉緊繃，似乎一觸即發。我蜷縮在風裏，緊緊攥著手裏的煙，仿佛它能令我鎮定下來。自從事兒童臨終關懷工作以來，我就對醫院心有余悸——一見到針頭我就滿臉蒼白、倍感虛弱，仿佛血液同時從我的四肢抽離——而醫療室裏正有一條腿被鋸掉。那是羅德裏格斯的另一個戰友約翰·加勒特，他和藤田同時受傷。加勒特的全名我也是剛剛知曉。

羅德裏格斯笑了笑，笑容裏沒有一絲暖意。

“神父。”他說。他回頭看了看他的班，所有人都焦急等候著戰友的消息。他們站在幾碼之外，聽不見我們的對話。羅德裏格斯忽然顯得很緊張：“我想和你聊聊。”

遇襲後陸戰隊員有時想和牧師談話，或者找戰鬥心理輔導。他們要麽憤怒，要麽悲痛，要麽在兩者間徘徊。但我從沒見過羅德裏格斯這樣的，我不太想和他獨處。

“我會告訴他們我是去懺悔。”他說，瞳孔縮成一個小點。我這才意識到他可能嗑了藥。酒精、大麻、海洛因——這些都不難搞到，只要你找對了某個伊拉克人。

羅德裏格斯又笑笑，依然抿著嘴角。“棒球比賽時他是個不錯的遊擊手。”他說。最開始我沒意識到他說的是誰。“算不上很棒，但不錯。”

“我得進去了，”我說，“看看大夫們處理得怎麽樣了。”

“好的，長官，”他說，“我會來找你的。”

在截肢手術後，羅德裏格斯卻不見了。

藤田的追悼會上，我選讀了《弟茂德後書》中的一段：“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39]我盡力為追悼會定下一個合適的基調。

查理連的連長博登上尉在我之後發言，他告訴集合的陸戰隊員，他們會“讓那幫狗娘養的血債血償”。士兵們聽了只是象征性應和一下。大家對博登的期望值僅限於此。他這人會一本正經地宣稱自己對領導力的理解就是“帶著我的陸戰隊員上戰場，把敵人的屎扁出來”。這種帶隊方式只對那些沒打過仗的十九歲毛頭夥子管用。但在性命攸關時，陸戰隊員所需要的不只是純粹的、不假思索的勇猛。不假思索的勇猛會送了他們的命。此次派遣因為這個原因犧牲的士兵已經夠多了。

羅德裏格斯作為藤田最好的朋友下一個發言。他比上次我見他時冷靜一些，他說到藤田其實喜歡伊拉克人。大家都覺得最好直接用核彈轟炸這個國家直到沙漠變成一塊平板玻璃，而藤田是班裏唯一反對的人。羅德裏格斯苦澀一笑，望著人群說：“有人逗他，說藤田在外面幹過穆斯林，他們能聞得出。”感覺羅德裏格斯在斥責在場的人。他班裏的陸戰隊員面面相覷。那一刻我猶豫自己是否該插句話，但羅德裏格斯繼續講了下去，後面的致詞又回到更為傳統的贊頌的路子。

儀式余下的部分一如往常，令人心碎。軍士長大聲點名時，一些陸戰隊員掩面而泣，一些隊員放聲大哭。

藤田班的戰友來到陣亡士兵十字架前，他們緊靠著彼此跪下，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緊緊相擁，團在一起默默地哭泣。披上裝備時，陸戰隊員是令人生畏的勇士。緬懷戰友時，他們就像孩子。他們依次站起來，撫摸十字架上的頭盔，然後走到後面。博登隊長站在那裏，厚實的方臉上寫著他那冷酷而愚蠢的決心。

儀式結束後，豪珀特上士在小教堂後的吸煙坑前召集了一群人。豪珀特是二排的代理排長。原來的排長福特中尉在派遣首個月的一次爆炸襲擊中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