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窯中的祈禱[37]（第4/12頁）

“藤田死的那天……”

“那兒有個狙擊手。沒有槍戰，只是一發子彈。阿科斯塔為他止血的時候，我幫蒂托羅給藤田穿上褲子。”

“那加勒特……”

“我們把藤田送回來的路上遇到了炸彈襲擊。”

羅德裏格斯低頭盯著地面，拳頭握緊又松開。他苦笑了一下，然後用挑釁的目光盯著我。

“如果你殺了人，”他說，“那意味著你會下地獄。”

這個問題曾有陸戰隊員問過，因此我以為自己有現成的答案。“殺戮是件嚴重的事，”我說，“這毫無疑問。而且——”

“我想說的是，”羅德裏格斯低頭看著一旁的糖果，“殺了不該殺的人。”

他的話讓我愣住了。一開始我沒明白他的意思，盡管感覺那應該很明顯。“藤田的死不是你的錯——”

“我說的不是這個。”羅德裏格斯打斷我，雙眼再次惱怒地盯著我，“我不是在說陸戰隊員。我說的是在這座城市裏。”他深吸了一口氣，“如果別人殺人，你在現場卻沒有阻止他們，你也會下地獄嗎？”

隨後是片刻的沉默。“你想告訴我什麽，準下士？”我用軍官而非牧師的語氣說道。話一出口，我就知道是個錯誤。

“我不想告訴你什麽，”他言語間有些退縮，“只是問問。”

“上帝總會寬恕，”我的語氣和緩下來，“那些真心悔恨的人。但是悔恨不是一種情感，你明白。它是一種行動，一種彌補過錯的決心。”

羅德裏格斯依然盯著地面。我暗罵自己把對話搞砸了。

“一個準下士，”羅德裏格斯說，“是沒有能力彌補什麽的。”

我嘗試解釋說關鍵不在於結果——因為你無法控制結果，而在於你的誠意。羅德裏格斯打斷了我。

“如果這算懺悔的話，”他說，“那麽你就不能把我的話告訴別人，對吧？”

“是的。”

“那麽這不是一場懺悔。我他媽沒什麽可懺悔的。我也沒什麽對不起的。你愛告訴誰就告訴誰。”

我整晚翻來覆去思考羅德裏格斯的話，細細咀嚼每一個字，直到我不再確定他說的任何一句話。我不住地想，他們只有遇襲時才開槍還擊。那似乎是他想表達的。或許他想說自己在某個檢查站誤殺了一個沒能及時刹車的家庭。那種事總讓陸戰隊員痛心疾首。

“不必對這事過傷心，”大衛提及約阿布的死[43]”時說，“因為刀劍有時砍這人，也有時砍那人。”我揣測一種可能：羅德裏格斯說的是一次錯誤的決斷，而非蓄意違反交戰規則。這個故事在我腦子裏醞釀了很久，最終我意識到自己其實在回避問題。第二天早禱，我終於下定決心。我想，一個懦夫才會告訴自己一切正常。所以我必須找什麽人談談，要麽就當個懦夫。如果選擇後者，我就不配再做牧師，也不配為人。

但是找誰談呢？顯而易見的選擇是連長，他有權介入。但羅德裏格斯的連長是博登上尉，一個瘋子。而且，如果來自我助理的傳言屬實，他還是個酒鬼。或許那是創傷後壓力症的自我治療方式。博登二〇〇四年就來拉馬迪了，他的部隊保持著所在師的傷亡紀錄。和他對話時，你首先會注意到他異乎尋常的眼神——先是咄咄逼人的直視，然後那迅速、多疑的目光投向房間各個角落。他的表情也異於常人，在短暫、平靜而深沉的悲哀與難以抑制的憤怒間交替切換。他的臉上刻著幾道觸目驚心的傷疤，這些戰鬥中留下的印記讓他在下屬面前瞬間樹立了威信。這個男人懂得戰鬥。

我不是唯一覺得博登不太正常的人。他曾讓“莫哈韋毒蛇”訓練計劃的教練們十分惱火。“莫哈韋毒蛇”是海軍陸戰隊士兵出征前在加州沙漠長達一個月的實戰演練。“這是一個不懂得友善的民族，”他在介紹伊拉克文化時說，“他們將友善視作軟弱，而且會利用你的友善。陸戰隊員會因此而喪命。”查理連的士兵把他的警告牢記在心，在訓練中毆打了幾名角色扮演者。他們是伊拉克裔美國人，穿上當地服裝，在仿造的村莊裏扮演平民或者叛軍。如果你跟隨查理連的封鎖搜查演習，你會聽到陸戰隊員沖著平民大喊“叫那婊子坐在椅子上！”或者“你他媽閉嘴！”其中一位扮演者告訴他們這種鎮壓叛亂的方式難以贏得民心，查理連的士兵卻覺得他的抱怨很可笑。更讓他們覺得可笑的是民政事務處的教練——他對全營集合的官兵說：“我非常擔心這個營過度重視殺戮。”

你會發現譏笑聲四起。“我猜那個不拿槍的家夥以為自己加入了他媽的和平隊。”我聽見博登對他的軍士長耳語，聲音大到周圍的隊員都能聽見。“噢，不，”他繼續用嘲弄的語氣尖聲說道，“有些真正的男人可能會殺死基地分子。可我只想做他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