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趙拒檢廳票傳實為袁幕後操縱（第2/4頁）

5月19日，蔡光輝正式接替陳英任上海地方檢察廳長。[122]5月20日，趙秉鈞又致函北京地方檢察廳長轉復上海地方檢察廳，就宋案證據中涉及自己與應夔丞處進行解釋，辯解自己與宋案無關，拒絕赴上海對質，並以患病為由，援引《刑事訴訟法草案》，要求於所在地詢問。其函雲：

徑啟者……查暗殺宋教仁一案，前據洪述祖青島“江電”稱，“述祖非假托中央名義，不能達其目的”各節，已足證明秉鈞與本案毫無關涉。即謂程都督、應民政長宣布證據中有秉鈞致應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應函系發給密碼電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員，均得請用密電。應系長江巡緝長，故即照例發給，復恐藉此招搖，故又囑其有電直達國務院，至公無私，已可概見。其致洪函，系答洪代應催詢津貼一事。因應擔任解散青、紅兩幫，曾由程都督電請中央，每月津貼二千元，及應派員領款，經秉鈞飭查，國務院、內務部均無成案可稽，恐系大總統特允程都督電請之件，故函中有“應君領字〔子〕不甚接頭，與總統說定後方好”語。詞意顯明，無難覆按，決不能據此兩函，指為與本案有嫌疑之關系。故秉鈞實無到廳候質之理，秉鈞對於此項傳票，當然可以拒絕。惟民國立國精神，首重司法獨立，而尊重法官意思，即為維持司法獨立之道。且秉鈞於宋案固無關系，而對於發給密碼，及為請津貼兩事，亦負有解釋義務。現在秉鈞舊疾復發，曾住北京法國醫院調治，尚有診斷書可證，已於四月三十日呈明大總統，請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滬。用特援引《刑事訴訟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條規定，請就秉鈞所在地詢問。相應函達貴廳轉知上海地方檢察廳知照可也。此致，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123]

程經世同時也呈遞“聲明理由書”，稱洪、應所為與自己無關，拒絕出庭。[124]由於趙秉鈞遲遲不到案，鄒魯等在國會提出質問書，要求趙秉鈞在三日內答復“何以久不依法赴質”。質問書雲：

上海檢察廳長於本月六號函附傳票二紙，請北京地方檢察廳協助分別代傳關於宋案處嫌疑者之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程經世，按期解送到廳。乃事隔旬日，不見趙總理等到案。查《臨時約法》第五條：“中華民人，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刑法》第二條：“本律對於凡在中華民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趙總理為中華民國人民，宋案發生又在中華民國國內。上海檢察廳既依法律票傳趙總理等，趙總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質？謹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質問國務總理趙秉鈞，請於三日內明白答復。[125]

上海《民權報》發表評論，批評趙秉鈞為誣陷黃興的“無賴賊”，認為“宋案中之趙秉鈞，為共同造意犯，既抗傳不到，又復叠發通電，文飾其罪，強詞奪理，欲以自脫，狡展之實，已躬蹈之”。以趙秉鈞所為度之，“則以通電自辯而人不之信，匿不到案而罪又不可逃，乃不得不於電致北京首索趙犯之黃克強，肆其誣攀，肆其反噬，以為抵制之計。其意蓋以為彼實索我，我何妨索彼，既足以逞報復，又足以鉗制之，彼若畏事，或可稍稍放松也。是則趙秉鈞者，徒以不服從法律責之，猶未免視彼太高，直呼之無賴賊可矣”。[126]又批評袁世凱為趙秉鈞辯護道：“傳票出矣，果不袒護，則宜立使之到案；若不然者，則其言全打誑語也……而猶不顧厚顏，作幾句門面語，曰‘無袒護理由’，曰‘當事亦何得抗不受理’。將誰欺？欺天乎？”[127]

趙秉鈞是否赴滬對質，也引起英、俄、日、法等國“異常注目”。臨時政府駐各國代表屢經各國政府詢問並電詰，但“以遠隔重洋，難得確實真相”，紛紛致電政府，“請即電復，以釋群疑，並請趙氏迅速赴滬對質，以期水落石出”，但袁世凱決定“暫緩答復”。[128]

6月2日，上海地方檢察廳長蔡季平（即蔡光輝）再次致電京師地方檢察廳，仍舊要求協傳趙、程到滬候訊：

北京地方檢察廳鑒：養電諒達，趙、程雖經答辯，但察核案情，非直接訊問，不足以明虛實，仍請貴廳協傳趙秉鈞、程經世，務於一星期內到滬候訊。上海地方檢察廳。冬。[129]

京師地方檢察廳旋復電：“冬電悉。傳票業經照發，茲由被傳人等於期限內各出具答辯書。除郵遞外，特先電復。”[130]但趙秉鈞接到傳票後，仍拒絕赴滬，並退還傳票，其答復京師地方檢察廳函稱：“強迫病人遠行，匪特事實上所不能，亦於法律上何貴有此規定。就所在地訊問，何得謂非直接訊問？用特再行申明，並檢還傳票。”[131]趙秉鈞此答函實際上出自總統府。據《民立報》“北京電報”，趙在刺宋案發生後不久，就移居南海，“日以吞雲吐霧為事”，有人去看望他，謂：“公居此得毋岑寂否？”趙曰：“老頭（指袁世凱——引者）雖不常見，幸秘書廳時時有人來談。前日上海檢察廳又來胡纏，他們已為我代擬答辯書。”[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