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趙拒檢廳票傳實為袁幕後操縱

宋案經過租界會審公廨預審，決定移交中國法庭後，國民黨方面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商量，決定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理，但遭到司法部、各省司法界和眾多輿論反對，最終宋案決定按司法部的命令，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

4月25日程德全、應德閎擇要宣布宋案證據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勘電”，力辯自己和政府與刺宋案無關。同日，程德全致電袁世凱，強調“此案一日不結，人心一日不安，並要求令飭趙總理親身來申受審”。[109]社會各界也紛紛要求趙秉鈞迅速到案。《大中華民國日報》發表評論指出：“政府既處於嫌疑地位，將來無論為普通裁判，為特別裁判，趙總理均應到案被質。果為趙主使也，當然受法律之裁判；果與趙無幹涉也，一經審判，即可恢復趙氏之名譽。若避不到案，空言辨論，豈足以昭大信而服人心哉！”[110]該報還刊登了一系列電報，從中可見群情激奮之情。其中“上海全體公民”通電雲：“宋案鐵證披露，涉及二公，望總統務以國法為重，挈同總理即日辭職，受法廷〔庭〕之裁判，以謝天下而安人心。”[111]國民黨寧支部通電雲：“宋案證據業經程都督、應省長‘有電’宣布，國務總理趙秉鈞系嫌疑要犯，乞咨請大總統，速解職歸案受審。”安徽省議會通電，要求“速行組織特別法庭”，“嚴究主名”。江西省議會通電，要求對袁、趙“提起彈劾”，並主張在組織特別法庭之後，“由各省議會員陪審，以公人民而昭鄭重”。[112]華僑也紛紛發表通電，如新加坡華僑總商會通電雲：“宋案經程都督、應省長正式宣布趙主謀，乞嚴裁判，以彰公理而平人心。”[113]甚至有華僑通電提出“不殺主謀，何以謝天下”，要求“速誅趙以謝天下”。[114]又有《河南同鄉忠告趙秉鈞書》現於報端，勸其辭職，定期赴滬受質，批評其“計不出此，乃通電各省以駁辨，假病請假以掩飾，復多方運動，使少數無意識者強為辨護，獨未想此案關系若何重大，徒恃舌戰，將欲蓋彌彰，能有濟乎？”[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等發表通電，指出：“宋案詞連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歸案迅辦，趙總理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質，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強辭辯護，抗不受理。”[116]此數人在當時均具有很大影響，因此電報一出，立刻引起各界關注。

在各方強烈呼籲聲中，5月6日，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經北京地方檢察廳向趙秉鈞、程經世發出傳票，內開：“暗殺宋教仁一案，本案經檢查證據，該被傳人跡涉嫌疑，著即來廳候質，限五月十九日到廳。”[117]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又致電北京地方檢察廳，請代傳趙秉鈞、程經世，電雲：

北京地方檢察廳鑒：暗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一案，業經本廳檢查證據，除應夔丞、洪述祖外，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程經世均涉嫌疑。已於本月六號函附傳票兩紙，請貴廳協助分別代傳，務祈按期解送來廳，並望先行電復。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齊。印。[118]

此消息傳出後，徐血兒發表評論，認為“解決宋案當令趙秉鈞早日到案歸質，為第一著辦法”，“趙秉鈞果欲自白主使另有人在，則不可不歸案訴之於法庭，以恢復平日之名譽”。但同時，徐血兒又對趙秉鈞能否到案表示懷疑，認為“以袁之跋扈，或庇趙抗不到案，若是則法律終難解決”。[119]

果然，5月9日，袁世凱首先發表通電，以強烈態度反駁岑春煊等通電，為趙秉鈞辯護，稱：“即就所呈證據而言，趙秉鈞尚無嫌疑可說。設將來法庭判決應行備質，政府斷無袒護理由，但未經判決以前，無論何人不得妄下斷語。判決以後，當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論自由。”[120]5月11日，趙秉鈞亦公開復電，反駁岑春煊等通電，提出不能出庭的三條理由。（1）“政府止負政治上之責任，不負刑事上之責任。此次宋案純然法律關系，而非政治關系”，因此，“謂詞連秉鈞則可，若謂詞連政府則不可”，“渾然稱之曰政府，將與政治上連帶責任有相混之處，未免失辭。”（2）應夔丞與洪述祖究竟有何關系尚未判定，洪述祖青島“江電”內稱“述祖非假托中央名義，不能達其目的等語，試問與秉鈞何涉？出庭受質，與誰對勘？”（3）宋案證據中，應致洪函內有為黃興將私存公債60萬元轉抵銀行，及運動蘇、浙、徐、皖軍隊等事，“足見黃克強君亦與應關系密切。書信往來與銀錢往來，孰輕孰重？彼此俱立於嫌疑地位，而潛投巨資，煽惑蘇、浙、徐、皖軍隊，陰謀內亂，比之秉鈞，豈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黃克強獲免於追訴，而秉鈞則必須質訊？”趙秉鈞在電文中同時批評“野心梟傑，攘奪政權，藉端發難，含血噴人”，而岑春煊等“盲從附和者流，誤信流言，愈滋疑竇”。[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