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聖裁判機關”宣告文暗藏玄機（第2/17頁）

“宣告文”暗藏玄機之一，即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之特別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就是應夔丞。

應夔丞被捕後，不論是在租界會審公廨預審過程中，還是在租界當局將其移交中方以後的審訊過程中，始終不承認自己殺宋，不承認武士英為其所雇用。雖然從其家中所獲函電文件明確證明其配合洪述祖實施了殺宋，並且從其家中搜出了五響手槍一把，其中存有子彈兩枚，恰與武士英在滬寧火車站刺宋時放去三枚後尚存兩枚相吻合，但缺少應夔丞的親供，畢竟是一個缺憾。而他向國務院寄出的“宣告文”，恰恰隱含了他殺宋的事實。

暴露這一玄機的，是該“宣告文”中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的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陪審員薛聖渡”，另一個是“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按常理，應夔丞制造該項油印品既然是為了淆亂觀聽，那麽這兩個關鍵人名就應當是虛構的，一般探究宋案者看到這兩個名字，也都會把它看成虛構的名字而毫不措意。然而，應夔丞在寫出這兩個名字時，卻不是憑空捏造。在北京市档案館所藏共進會档案中，有兩份十分重要的档案，是應夔丞1912年底為求“論功行賞”而寫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開頭對其家世有如下介紹：

籍貫浙江鄞縣人……祖父聖渡，妣崔氏；父忠才，母葉氏；兄弟無。[306]

據此可知，“薛聖渡”之“聖渡”，其實是應夔丞祖父名字。至於“薛”，則是應夔丞嶽父薛培榕之姓，其女薛瑞真為應夔丞之妻，在應宅所獲函電文件中，就有薛瑞真給應夔丞的信。[307]因此，“薛聖渡”實際上是由應夔丞嶽父（或妻子）之姓與應夔丞祖父之名組合而成。至於“葉義衡”之“葉”，如應夔丞自述，是其母親之姓，而“義衡”則是應夔丞早年所用名字，《申報》曾數次提到。如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892年12月10日）《申報》提到十月十一日（11月29日）“指發安徽縣丞應義衡到”。[308]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893年7月3日）《申報》提到五月十一日（6月24日）“縣丞應義衡辭赴上海公幹”。[309]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5年1月17日）《申報》又提到應文森、山雨香租地糾葛一案，應文森之子應義衡“投控山雨香欠宕押款”。[310]在應夔丞1912年底所寫另一份自述底稿中，也有“夔丞原名義衡，字桂馨”之語。[311]因此，“葉義衡”實際上是由應夔丞母親之姓與應夔丞早年所用名組合而成。

應夔丞的祖父“應聖渡”名不見經傳，應夔丞用“義衡”之名則遠在宋案前近二十年，其母親葉氏和其妻薛氏也鮮為人知，應家的這些內幕除了應夔丞及其家人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該“宣告文”的確出自應夔丞之手。而根據該“宣告文”，正是“薛聖渡”和“葉義衡”對宋教仁判處並執行了死刑，因此，該“宣告文”毫無疑問成為應夔丞殺宋的鐵證，只可惜租界會審公廨、上海地方審判廳及當時研究宋案證據者，皆未能看出其中玄機，後來研究者更對該“宣告文”視而不見。

需要說明的是，應夔丞的父親應文森在宋案發生時仍然在世。由於應文森、應夔丞父子多次在上海租界牽涉訟案，《申報》有不少關於其父子二人的報道，從光緒時期到民國初年，應文森的名字（包括幾個別名）在《申報》出現過300多次。如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1906年6月16日）《申報》提到“應文森、應桂馨父子訟案疊疊”，[312]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1909年9月24日）《申報》提到“應忠才即應文森”，[313]宣統二年三月十四日（1910年4月23日）《申報》提到“美商用人魏清濤與洋人祿區控應文森、應桂馨父子租地欠銀一案”。[314]另外，在上海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陳其美、於右任曾在應夔丞家住過，也認識應文森。[315]可能由於這些原因，應夔丞為了防止刺宋案萬一泄露，將其父牽連進去，因而在構造所謂“特別法庭”陪審員名字時，並沒有采用其父之名，而是采用了其祖之名。

“宣告文”暗藏玄機之二，在於其暗示殺宋主謀來自北京。

殺宋之意最初起自何人？案發當時各方較為一致的看法是起自應夔丞，根據是，宋教仁被刺前七天，即1913年3月13日，應夔丞曾在給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的信中有“若不去宋”一語。但如前所析，這種說法並不成立，因早在3月6日洪述祖函中，便已產生殺意，並唆使應夔丞“乘機下手”，造意殺宋者為洪述祖而非應夔丞。

從“宣告文”也可以看出，不論袁世凱、趙秉鈞、國民黨人，還是後來研究者，都犯了錯誤。因為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葉義衡”和“陪審員薛聖渡”等，就已經將宋教仁“判決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函發出早四天，恰在洪述祖3月6日函發出後三天。顯然，應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來函後才於3月9日決定殺宋。而且，由“葉義衡”（即應夔丞）自稱“特別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也可以看出，應夔丞背後另有主使之人，即有所謂“正主席、正法官”在。聯系應夔丞在準備寄往各報館的裝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寫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緘”七字這一信息，可知應夔丞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的“特別法庭”或“神聖裁判機關”，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這個名字當然也是虛構的，卻非憑空捏造，它實際上暗示殺宋是由“北京”決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則指“江蘇”。北京方面，在應夔丞的頭腦中，就是中央，由洪述祖代表中央向他發號施令；但就事實言，洪述祖才是殺宋主謀，袁、趙與此事並無直接關系，關於此點本書第五章將會詳論。江蘇方面，就是應夔丞自己，時任“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被抓後曾對看役說：“余甚望早日判結此案，使余得早日進京，總要做一番大事業，汝不信，拭目以待之可也。”[316]若非主使之人來自北京，應夔丞怎會有這樣的想法？與應夔丞交好的妓女胡翡雲也於案發後在應夔丞家中被抓獲，關押三日後被其相識之人保出，胡妓到處叫苦，謂：“應大人許我每夜在我處擺酒，渠之朋友均是闊大爺，碰和亦必不斷；過節後應許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豈不甚好？唉，我真命苦哉！”[317]從這話亦可看出殺宋主使來自北京，並且應夔丞認定北京將會給其獎賞，否則他怎會對胡妓說將要到北京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