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聖裁判機關”宣告文暗藏玄機

宋教仁於1913年3月20日晚遇刺後，按常理，嫌犯應夔丞應當偃旗息鼓，靜觀事態變化，不料他卻有一令人不可思議的舉動，就是在3月23日向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出一函，說他發現一種“監督政黨政府之裁判機關”所發印刷品，因事關大局，特將它寄給國務院。應函寫道：

應夔丞立正言事：近來各報往往於論調用意挑起政黨與政府之惡感，殊於大局攸礙。今發現一種監督政黨政府之裁判機關，所發之印刷品雖無深意，可使各界觀念因此別有所注。倘果非虛大，可以維持人道，督飭政治之進行，以弭政界之惡感。事關大局，敬以聞。此上政安。三月二十三日快車付郵。[296]

隨函附油印品一件，題名《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全文如下：

嗚呼，今日之民國，固千鈞一發，至危極險，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嬰孩，正維護哺養之不暇，豈容稍觸外邪。本機關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監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黨，必據四萬萬同胞授與之公意，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行嚴厲正當之刑法，行使我天賦之神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亂政，圖竊權位；梁啟超，利祿熏心，罔知廉恥；孫中山，純盜虛聲，欺世誤國；袁世凱，獨攬大權，有違約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張季直，破壞鹽綱，植黨營私；趙秉鈞，不知政本，放棄責任；黃克強，大言惑世，屢誤大局。其余汪榮寶、李烈鈞、朱介人輩，均為民國之神奸巨蠧，內則動搖邦本，賊害同胞，外則激起外交，幾肇瓜分。若不加懲創，恐禍亂立至。茲特於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由陪審員薛聖渡君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即時執行。所有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鹹知，以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開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奠民生，則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布。[297]

“宣告文”寄出後僅過半日，應夔丞就於3月24日淩晨在英租界被抓獲。3月25日上午10時，國務院接到了應夔丞來函及所寄印刷品，[298]旋即於3月26日致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轉發了來函及印刷品。沒想到捕房搜查應宅時，發現還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經裝入信封封好，貼有郵票，正待寄往各處報館，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緘”七字。真相至此大白，原來應夔丞寄往國務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應夔丞不過是上海及江浙一帶的幫會頭目，但實際上，應夔丞曾肄業上海梅溪書院，後又補送龍門書院，[299]因此具有一定文采，這從該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來。由於該“宣告文”出現於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後，時人對應夔丞寄出該“宣告文”的動機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故為惑人之計”。[300]《民立報》並具體分析道：“應犯既受袁、趙唆使暗殺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為，故發布此文，將各黨重要人物及袁、趙等名亦臚列於內，以淆亂觀聽，使中央有辭推卻。”[301]而國務院轉電各省，則被認為正如所謂“‘此地失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作偽心勞，實足以表現其手段之惡劣而已”。[302]陶菊隱後來幹脆發揮想象力，將“宣告文”說成趙秉鈞為掩蓋殺宋罪行而做的文章，於《六君子傳》中寫道：

事已至此，袁、趙將怎樣做一篇遮蓋文章呢？畢竟趙不愧為“智多星”，想來想去，居然被他想著了一條“移屍嫁禍”之策，於二十六日以國務院名義通電，稱“據應夔丞二十三日函稱，上海發現一種監督政府裁判機關，其宣告文內列有宋教仁、梁啟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特先判處宋以死刑，即時執行”等語。這篇文章做得太離奇，不愧為倒亂千秋之筆。[303]

也有人根據“宣告文”為袁、趙辯護，認為“據此左證，則刺宋事不惟與袁、趙無關系，並可證明與孫、黃諸人無關系。蓋天下固無其奴受賄，奉主人命以謀他人，而其奴並謀及其主人者也。然則殺宋者其必在袁、趙、孫、黃諸人之外，而別有所為主謀者。如應始終不認有他人，或只牽及於洪述祖，則非即應為主謀，即應、洪通謀，此外固無冒疑無關系之第三者之理由也”。[304]還有人認為：“此項印刷品無非應犯淆惑人心之作用，且發主〔生〕於宋案後，無可資研究之價值也”。[305]然而，仔細分析該“宣告文”，我們就會發現，其中實際上暗藏多個玄機，是破獲宋案極關鍵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