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滿懷希望的蘇珊娜

我在這裏，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臉、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長的什麽樣？告訴我，你看出了什麽？比如我們在超級市場的收款台前排隊，碰巧遇上了，我轉過身來，你看到了我。我沒有什麽特別的，對嗎？現在，我們在這裏，談論我是不是殺人兇手的孩子——天曉得！你說實話，兇手的孩子長什麽樣？你腦子裏有沒有什麽印象，或預先設定的概念，像我這樣一類人，應當是怎樣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懷上的，也許就在那時，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營裏。或者沒準兒是那一天的晚些時候，下班之後。父親回到家裏，上了母親的身，也許先吃過了晚餐。我不知道為什麽在所有人中要和你談論這件事。但我總得從什麽人開始吧。

實際上，你是第一個希望談論這一切的人。或許這結果會給你帶來很大的痛苦。

我們學校曾有幾個老師願意談論此事，其中一個曾經是流亡者。他1938年隨父母去往倫敦，1945年返回。據他所說，這是為了幫助德國重建。他想盡一切辦法，向我們描述納粹時代的恐怖。但最後，悲慘的卻是他自己，而不是我們。他講述這一切時，禁不住全身顫抖，不時轉過身去抹眼淚。我們強忍著坐在那裏，像禮拜日聽彌撒。他給我們看的照片和影片、他講的故事，都不過是學校裏該學的東西。鈴聲一響，他走進教室，打開公文包，架好放映機，裝上影片，影像就出現在屏幕上了。他拿書來讀，給我們看照片。當時，我十四歲。時間一到，下課鈴響了，我們湧出教室，吃三明治，準備上下一節課。幾分鐘後，我們又開始聽數學教師大談直線和曲線。

讓我們傷腦筋的是數學問題，而不是歷史問題。那沒有一點兒意義。

1948年，父親被判刑十年。兩年後，1950年，他獲釋了。他入獄時，我才三歲，對他的失蹤根本沒有感覺。他回來時，我五歲了。我記得那時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現了。我們在家裏，從沒談論過這一切。我父親還活著，他將近九十歲了，高大、傲慢、白發蒼蒼。他的左手齊腕斷掉，裝了一只假手，帶著黑手套。假手很不靈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誰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現了這只手。我不認為他是壞人。恰恰相反，他從來不打我，也不罵我。他很溫和，體諒別人，也許過於溫和了。

他經常對我說：“我會告訴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問我。”每次還不忘告誡我：“還要告訴你的孩子。這些再不應當發生了。”他讓我來對未來負責，讓我來保護孩子，不要重復他的錯誤。問題在於：什麽錯誤？所有這些歷史的啟示，這些故事，永遠是那樣的撲朔迷離。

斯特恩先生，我們那位從倫敦返回的教師，有一次請我父親去學校，父親答應了。那天早晨，他緊張極了。結果呢，從那以後，在我父親的建議下，他們倆經常會面。父親很願意看到斯特恩先生，和他談話。他在尋求諒解。至今我還是搞不清，他怎麽會如此頻繁、如此長時間地同斯特恩先生談話。這位斯特恩先生畢竟是他的一個受害者啊。我長大些之後，他經常對我說：“我們至少希望贏得這一場戰爭。1943年，我們已經知道，對同盟國的戰爭必輸無疑。但猶太人，他們必須去死。”

他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向我解釋，非常鎮靜，從不大驚小怪，只想說服我。他顛來倒去地敘說那個故事，它聽起來如此簡單，順理成章，甚至最殘酷的細節也不例外，像是在講述一次郊遊。大多數時候，我坐下來聽，一言不發，我自顧自地胡思亂想，或者瞧著他身後窗外的景色，想別的事情。他的語調舒緩單一，始終看著我，我常常覺得，我會這樣聽他說下去，直到永遠。

我十六歲時，他帶我去奧斯維辛。他了解這所集中營，他曾在那裏駐紮過。我們跟上了一個講德語的旅遊團。導遊以前坐過德國人的監獄。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旅遊團裏有許多我這個年齡的青年人，我們之間的唯一區別在於，他們是受害者的子女。

父親從始至終沒說一句話。後來，在回家的汽車上，他開始告訴我，他認為導遊在何處講錯了，導遊的解釋有哪些破綻。他講了在犯人卸下來後的挑選，並說有60%～70％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氣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導遊似乎說，除了少數幾個人，其他人都立即處死了。父親在講述過程中，始終非常平靜。最後他問道：“你能想象這有多糟糕嗎？”

現在回想起來，可怕的倒是他那種客觀態度，他的說法和描述，他對事件的認真概括。我從沒見他掉過一滴眼淚，從未聽他講話時有過間斷、停頓，以至再也說不下去。只有這些連篇絮語，好像是在照本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