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

我的一生用幾句話就可以說清：1947年生於慕尼黑，長於慕尼黑。在慕尼黑上學，就讀護士學校。二十八歲結婚是家庭主婦和兩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在銀行工作。他照料我們，我照料家庭，日子過得不錯。

故事的這一部分也不復雜，或許可以概述如下：十三歲時，我發現父親並不像母親告訴我的那樣，戰爭期間當兵打仗，相反，他在集中營任職。而母親也不像她講的那樣，待在家裏憂心忡忡，等待前線傳來的丈夫的消息。不，父親每晚回家，就像從辦公室下班歸來。然後，他坐在桌前，母親已為她這位勤奮工作的丈夫準備好晚餐。他盡他的職責，她也盡她的職責。

我還很小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是在1959年，我們收到了一封信，它改變了生活中的一切，絕對是一切，但一切也依然如故。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矛盾，但事情就是這樣。不論這件事有多麽重要，它基本上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表面上，往日的囚犯對我父親提出了指控。可以想象，事情發生後，我們家是怎樣一幅情景。但也許，以你的歷史背景，你是無法想象這一切的。當時，我父親在警察局供職。戰後不久，他就得到了這份工作。他有工作，我們生活得很好；我們就像任何普通家庭一樣，也許還更快活些，我也說不清。至少，我不記得我有什麽特別不開心的事情。法西斯主義？納粹？迫害猶太人？所有這些從沒有在我家中談到過。

母親過去告訴我：“戰爭時期，你父親在前線作戰，和別人沒有兩樣。”我不可以就此向父親發問，因為這會讓他心情煩躁，而我也從來沒問起過他。為什麽要問呢？戰爭？那已經是十分遙遠的過去了。確實，市內還有不少轟炸後留下的廢墟，但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傳說而已，和我沒有關系。

然後，就有了那封信。我不記得它出自政府還是出自律師，我沒有印象了。我始終沒讀過那封信。收到信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父親沒有回家。我和母親坐在廚房裏吃晚飯。我察覺到一定出了什麽事。幾天以來，只要我在場，他們就幾乎一言不發。兩人心事重重地踱來踱去，母親甚至兩眼含淚。直到今天，我還奇怪當時我為什麽沒有問任何問題。我看到了一切，聽到了一切，卻毫不在意，仍然活在女孩子的小天地裏，認定如果需要我知道什麽，母親會告訴我的。父親整日守在電話機旁，也不去上班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著嚇人的公文箱來家裏。當時，只有一件事讓我煩心，人們總是在起居室裏碰頭，而這樣一來，我就看不成電視了。

那天晚上，我同母親坐在廚房裏吃晚飯。母親擡起頭來，看著我說：“安娜，你已經長大了，我需要和你談談。”我放下湯匙，望著她，聽她講話，卻聽不懂她在講些什麽。她似乎總是讓我感到滑稽，甚至到今天回想起來，那一晚上還透著古怪，母親像是第一次顯得猶豫不決。她開始結巴、興奮、歇斯底裏，話說得顛三倒四，不時抽噎，經常插上這樣幾句話：“如果有人問起你的父親，你什麽也不知道。要是他們問，你的父母怎樣向你講述戰時的事情，你什麽也不要告訴他們。你聽明白我說的話了嗎？不管誰問你，你什麽也不知道。”隨後，她試圖向我解釋一些事情，關於誣告、舉報，一些壞人想要從我們身邊將父親奪走。我一句話也聽不懂。既然我不習慣提問題，只有聽從母親的告誡，什麽也不說。無論如何，我能說些什麽呢？

母親怕得要死，至少今天我是這樣看的。她什麽都怕，怕我，怕警察，怕審訊，怕鄰居，當然也怕那些幸存者。

家裏的日子越來越亂。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出現，和父親坐著談話。母親通常待在廚房裏，眼淚汪汪的，不時送上咖啡或啤酒。我根本沒機會同父親講話。他不再去上班，整日待在家裏，幾乎一言不發。我躲著父親，避免同他接觸。盡管這看來很奇怪，但我慢慢開始疏遠父親和母親。

這樣過了整整一年，直到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當時，我已經十三歲，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我開始為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同父母吵架，雖然當時他們對我仍然很重要，例如拒絕穿母親為我準備好的衣服，或者鬧著同要好的女孩子一道遊逛。如果我的孩子現在試圖做這些事，他們想都不用想。

一天下午，是在暑假過後不久，父母親比往日更緊張。母親一直坐在電話機旁等待，終於等到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除了“對，對”之外，什麽也沒說，而每一個“對”字之後，她的聲音也隨之更加堅定。然後，她放下話筒，熱淚盈眶地走到我面前，把我摟在懷裏說：“現在沒事了。他們不能再傷害你父親。一切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