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不久，我寫了關於德國和奧地利猶太青年的一本書，那次是出於一種強烈的個人興趣。而這次，動機已有所不同。這本書講的是“他人”的事情。

所謂“他人”，卻也並不陌生。我是在他們中間，在納粹子女中間長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約會。我們進入同一所學校，很可能就坐鄰桌。我於1947年出生在一個已返回維也納的猶太移民家庭，周圍孩子的父母親，就在昨天，還在盤算怎樣殺掉我的父母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生活在維也納的猶太人寥寥無幾，而無論戰前戰後，這裏的納粹分子都數不勝數。簡單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熱的納粹信徒的子女包圍中，度過了我的青少年時代。

然而，回想起來，我們之間從沒有觸及過這一話題。那些孩子，閉口不談他們父母的過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顯然，從未有人向他們講過這類事情，他們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這些“他人”雖不陌生，於我卻是外人。我在采訪過程中發現，我和他們，一向都貌合神離。

我那些猶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們的過去：我知道他們曾在哪裏以及如何生存下來。但這些“他人”的父母的歷史，卻是一個謎。我不記得，哪怕有過一次，我和哪位同學談到過他的父母在納粹時代的情況。對這種記憶空白，我的反應是向他們講述我父輩的命運和祖輩的遭際，仿佛是想盡量證明，我的故事與生活在這裏的大多數人的故事，其實並不一樣。

只有一次，我同在倫敦邂逅的一位德國學生引發了這一話題。我們碰巧住在同一個旅館，雙雙墮入情網。一天晚上，我們隨著甲殼蟲樂隊震耳欲聾的音樂聲跳舞，我忽然湊在她的耳邊高聲說道，我們在這裏結對起舞，而我們的父親可能曾經恨不得拼個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說些什麽。我解釋說，我父親1938年從維也納逃往倫敦，還曾在英國軍隊中服役。

歡樂到此為止，我那一晚的種種打算也化為泡影。這位叫埃達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訴我她的父親曾經加入黨衛隊。她一遍又一遍問起我父母的情況，他們移居後的生活，但她無法告訴我她父親在那個年代的一點事情。她只知道她父親曾經是黨衛隊員，既不知道他的軍階，也不知道他的職務。

因此，我開始關注積極參與第三帝國活動的那些人的子女，這就像是對自己所熟悉的領土的一次探險。我逐漸得知，這裏生活著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們的種種煩惱和問題，父輩的過去給他們留下了至今無法擺脫的重負。

開始寫這本書時，我想到兩種接觸納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種更為可行。我是應當與那些盡人皆知的納粹分子的後人交往，還是應當四處打探納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種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條線索引發另一條線索，時隔不久，我已當面或通過電話同二十五名男女進行了接觸，他們的父親都可謂是納粹時期的頭面人物。

許多人拒絕接受采訪，一些人是因為他們已經開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過去，另一些人擔心有人會要他們批判父輩，還有一些人是因為根本不願受到打擾。這些拒絕同我談話的人中，有赫爾曼·戈林的女兒，雖然我後來在一份雜志上讀到了關於她的專訪。並非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會出現在我的書中。我希望我的書同時涉及納粹的顯要人物和普通追隨者。只注意納粹要人的子女會使本書別有一種意味，而這正是我力圖避免的。畢竟，第三帝國不僅僅是由領袖組成，恰恰相反，是為數眾多的忠實而體面的政府職員——警察、官員、鐵路職工、教師，等等，潤滑了納粹專制的車輪。我的興趣就在於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們的子女：他們如何成長，知道些什麽，問過哪些問題，他們又是如何帶著這些秘密生活的。

就下層納粹分子而言，我依賴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線索了解他們。如此一來，我與一些自願承認其父母是納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聯系。因為我要采訪的是納粹子女，而非行兇作惡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們父母的所作所為。我只關心他們的想法，他們是否把父母當作納粹分子看待。我沒有同他們任何人的父母談過話。評價父母最重要的標準是兒女的看法。

本書無意裁斷以往種種暴行的輕重。有的納粹分子，要對千百人的死亡負責，有的只不過是一名小鎮鎮長，僅僅是將一些社會民主黨人關進監獄。對前者的子女，我並不一定就更感興趣。

我在最初接觸一些名聲不大的納粹分子的子女時，曾經犯下一些大錯。他們感覺到了一種挑剔的態度，因此將我拒之門外。有一些問題，我認為是無關緊要的，例如“你的父親是不是著名的黨衛隊軍官？”或“你不是一個納粹要人的兒子嗎？”，等等，卻讓許多人改變了主意，不願再接受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