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第4/4頁）

這些納粹子女不僅不能矯正他們父母的過失，而且對他們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積極的認同。父輩的冷漠和沉悶傷害了他們，就算他們了解了過去，也是因為付出了巨大努力。眾說紛紜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會為他們敬愛的元首而哀痛——象征著戰後家庭的氣氛。子女將父母看作戰爭的“犧牲品”，反映了他們的實際體驗。那些大英雄、導師、超人，搖身變為小人物，將自己視為命運的受害人，而非災難的制造者。人們決不談論個人的罪過和責任，更不必說身為父母的恥辱。行兇作惡的一代以謊言、沉默和欺騙來應付他們的兒女。在采訪中，一位婦女對我說：“母親哪怕只有一次告訴我她曾是參與者，她犯了極大的錯誤，她希望我——她的女兒——從中吸取教訓，我也會與她和解，即使情況表明她當過集中營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連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緒，構成了納粹子女們個人歷史的基調。因此，他們將自己看作納粹父母的犧牲品，並非全然沒有道理。

這些納粹分子的子女，許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難者的角色。當討論涉及社會或政治問題，人們聯系納粹時代來看待與政府或政治對手的沖突時，情況尤其如此。一些人將綠黨比作納粹分子，還有一些人將警察比作蓋世太保。為了制造效果，人們就要將對手與納粹等同，而將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兇作惡者的最大失敗，就在於他們不能為歷史作證。他們之中的最醜陋者往往成為牢騷滿腹的德國人，難以理解為什麽多少年之後，他們仍被認為應對納粹時代的恐怖負責。他們問道，面對世界上充斥的邪惡，不管是俄國人幹的還是美國人幹的，難道不應當讓過去的成為過去嗎？

今天，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人們的高談闊論更多地集中在歷史上是否發生過與奧斯維辛類似的悲劇，卻忽略了這一切何以會發生在德國這樣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國度。政治家們公開宣稱，他們這些1945年的宦海新人，沒有解放的心情，只覺得自己被擊敗了。人們不停地辯論，是否應當樹碑紀念第三帝國的全體死難者，將他們看作戰爭的犧牲品，而不管他們是殺人還是被殺。

這番無辜落敗的說法似乎構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礎。“老一代”德國人顯然沒有為“新一代”德國人鋪平道路。他們遮遮掩掩，諱莫如深，以至汙穢山積，羈絆後人的步履。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聽到一代人的聲音，他們因為父母的過去，因為父母不敢談論這一過去和不願承認自己有罪而仍在蹣跚前行。他們能否由此邁出堅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