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變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4/16頁）

美國常犯的一個大錯，是拿他們的民主強加諸於他國。美國開國時有好的領導，民主政治很上軌道，拿他們的尺度來衡量我國，當然不滿意。馬歇爾要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我們成立聯合政府，認為我們是大黨，不能壓迫小黨，實際上都是拿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不知共產黨的厲害。當然我們在大陸之敗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總是不行的，鬧翻了臉不接濟我們，我們就不能解決難題。而馬歇爾沒有遠大政治家眼光，無大軍事家眼光，處理中國事務犯了大錯，事實上要負很大的責任。

三十七年徐蚌會戰敗了，金元券的發行也敗了，軍事金融都無辦法，共黨宣傳很厲害，民心惶惶不可終日，軍心亦一天天消沉，彈藥不足，精神渙散。由於老百姓不用金元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飽，我們曾在前線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雞鴨，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講，閉著眼睛（因市面上有關吃的生意都關了門，柴米油鹽的供應都困難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希望美國有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出來主持國際調停。美國握有原子彈，英法唯美國馬首是瞻，蘇聯亦不敢動，若美國肯如此做，南京來幾大隊空軍駐守，青島不要撤退，由蘇聯壓迫中共停戰，可能發揮作用，因此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打電報給總統密陳此一意見，原電如下：

⋯⋯民心代表軍心，民氣猶如士氣，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會，國軍無論任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不僅版圖變色，我五千年文化歷史將從此而斬。言念及此，憂心如焚！職辱承知遇，垂廿余年，當茲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對國家對鈞座為不忠，對民族為不孝，故敢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三國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

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國軍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辛敬電）

電報發出一個星期後沒有回音，於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再發出一電，電文如下：

⋯⋯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以言戰爭，則戰力懸殊，外援不繼；以言和平，則敵燄方張，不易接受。觀敵近日廣播，宣布戰爭罪犯，可以判斷其乘我士氣不振，繼續用兵，使我京滬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滅，以遂其赤化整個中國之野心。顧念時間迫促，懇請乘早英斷。職意似應迅將謀和誠意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果接受，藉此開困難之機；如黷武窮兵，殘民以逞，則國人不直所為，友邦亦將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總之，我方無論和戰，必須迅謀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

我打這兩個電報考慮很久，徐州會戰敗了，損失下來，可說是精銳被打擊得太厲害，在東北是好的部隊，五個美械軍都是精銳，在徐州也是精銳，甚至華中五個軍一個整編師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團張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黃河以南精銳，在徐州一役慘敗了。徐州未失敗以前，中共力量已與我們平衡了，失敗以後，我們已處劣勢，這關係很大，最高統帥應該了解實在情況，因此我把我意見照實發電報給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誤解。

和談前後

行憲後共黨勢力一天天大了，我們因選舉而鬧糾紛，內部分歧，使共黨乘機坐大，共黨力量由弱勢而漸與我們平行，在東北、華北、華中處處採取攻勢，東北丟了，華北傅作義動搖了，局部和平了；徐州會戰是緊要關頭，重要主力在此一決勝負，華中的五個軍一個整編師一個戰車營一起調去了，然而情勢繼續惡化下去，共黨繼續向長江壓迫。總統看了這情形想引退，要李德公代總統與共黨談和。

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總統宣布引退，李副總統宣布就代總統職，次日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等為和談代表，張治中為首席代表（按根據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邵力子為首席代表。）和談代表於四月一日赴北平，而三月二十九日張治中先赴溪口向總統請示，總統意思是共黨不要渡江，劃江而守。代表團赴北平後，共匪態度強硬，隊伍依然往南集中，提出條件是要渡江進南京，要組聯合政府。後來黃紹竑攜共方條件回南京，我記得李代總統召集會議，黃報告後意思是應該接受，談了很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沒講話，最後講話了，我說：「總統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條件，成立聯合政府，這結果一定和歐洲捷克等國相同，無疑等於投降，捷克等是前車之鑒，我堅決反對。」說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勸李代總統不要接受，我舉東歐各國組聯合政府故事為前車之鑒，李亦決定不接受。妥協性最大的黃紹竑回北平，一去不返，和談不成，馬上又將打起來。我即返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