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略方針 大錯特錯

國軍戡亂戰略的七大失誤

蔣緯國

中共之得逞，基本上是得之於俄共的支援與掩護，其次則蒙日本長期侵華之所賜，至於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對中共戡亂失敗，則為上兩種因之後果。我國在先父領導下，經過八年長期奮戰，為戰勝之盟國，但於接近勝利之前的雅爾達密約，竟以犧牲中國權益的條件，讓蘇聯大軍不戰而入東北，同時迫使中國的外蒙獨立成為蘇聯的附庸，其後，則明目張膽阻止國軍接收東北，予中共擴張壯大機會。

關於國軍戡亂之野戰戰略檢討方面，就野略三項基本因素——力、空、時而言，自華北上黨之戰，應視為國軍戡亂作戰之緒戰，因此點燃戰火後，即陸續遍及華北、東北、華中、華東各地區。由此點而至戡亂作戰末期，隨時間的推移，共軍兵力日增，而國軍則日漸削減。共軍初期盤據陜北及華北、華中、華東各省邊區，三年余時間，則據有長江以北的全國精華地區，國軍在陷於極不利的態勢下，撤出大陸。茲就其致此之主因析論如下：

1.中共早期從事戰場經營，造成其「運動戰」之有利條件。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假「聯合抗日」之名，行擴軍掠地之實，故甚鮮實際從事對日作戰之行動，而在所控制之廣大鄉村地區，建立非法組織，裹脅民眾，擴建武力及根據地，如晉冀邊區之太行山、晉南之太嶽山、晉北之五台山、晉陜邊區之呂梁山，此外大青山、綏、冀、察、熱、遼⋯⋯皖、鄂間之大別山區，蘇北、魯南之沂蒙山區等邊區，均已被其竊據。而國軍則與日軍主力作殊死戰爭，無暇兼顧及此。縱部份政府機關或愛國志士所組成之敵後遊擊武力，亦為中共裹脅兼併。各地區，中共實已掌握「戰爭面」，形成有利運動戰之基礎。此即國軍在各地區野戰失利之根由。

2.中共藉俄軍之支援，及劫收日偽軍武器裝備之資助，致使共軍武力迅速擴張。據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稱：「俄軍曾於張垣將日遺武器庫交其看管。」實則交其使用。而東北地區俄軍除將繳獲日軍之全部裝備轉交共軍外，更於撤離時將部隊裝備送與中共，此乃中共部隊突告壯大之原因，對華北及東北地區國、共兩軍戰力之消長，影響至大。

3.日軍投降之前，華北地區國軍各戰區，對華北之作戰與接收，未及充份策劃與準備，難免疏失。原準備用以對日軍反攻河北之11戰區，甫於7月1日在西安成立，其自其他各戰區抽調，納入其作戰序列中之部隊，猶散處各地，未及集中。日軍突然投降，倉卒奉命接收華北重鎮之平津保及冀魯地區，任務急迫而重要，其他第2及第12各戰區對受降接收與對共軍作戰，亦均無充份之時間策劃與準備。而共軍則蓄謀叛亂，早有充份之準備，此即國軍初期招致折損之主因。對於東北地區之接收，更是倉卒而受阻，初期雖以精銳的上駟對下駟，奪回重要點線，但終為共軍的運動戰逐次蠶食而至潰滅。

4.國軍戡亂作戰之指揮體系未盡符統一原則，未能發揮功能。以華北地區為例，初設第2、第11、第12等3個戰區，由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督導；繼改為張垣、保定、太原等三個綏署，仍由北平行轅督導。至民國36年底，撤銷張垣、保定兩綏署，並為華北剿匪部總部，保留太原綏署，仍同受北平行轅之督導。可見北平行轅應為華北地區之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但作戰全期中並未見其發揮有效功能。東北、華中地區亦有同樣狀況。

5.國軍高級將領戰略思想未趨一致，缺乏主動，尤其少數兼任地方首長者仍保有軍閥理念。

自民國37年7月13日，政府頒布動員戡亂令，最高統帥先父中正先生即規劃戡亂戰鬥序列，先後調整指揮體系，依中共叛亂地區，劃分國軍戡亂責任區為華北、東北、華中、華東（亦稱徐海或蘇魯）四個地區，分別設置華北、東北、華中及徐州四個剿匪總司令部，按當時各總部所轄兵力數量及武器裝備，均優於各該區之共軍，同時國軍海、空軍完整，保有絕對的海、空優勢，依照野略的原則，應能各個擊滅所在之共軍。但各高級將領之戰略指導，概以守點獲線的被動應戰方式，乃為共軍的運動戰主動的「圍點打援」或「阻援打點」逐次消耗而擊滅。尤其當重大關鍵的戰略情勢下，不遵最高統帥先父中正先生的戰略指導，甚至在緊要關頭，復萌軍閥理念，尋求自保，投降變節，可說這是國軍戡亂失敗的最大原因！

6.反觀共軍，因應不同之狀況，適時轉變其戰術思想與戰法，靈活運用其謂之「圍點打援」、「阻援打點」、「以大吃小」以及「聲東擊西」、「調虎離山」等運動戰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能打力求速戰速決，而以殲滅有生戰力為主，不以攻城略地為目標。共軍此種戰術思想與戰法，在叛亂作戰全程中屢見不鮮，且甚收其效。以此針對上述所述國軍之戰略思想與戰法，其利害得失立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