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略方針 大錯特錯(第4/7頁)

(二)由於作戰部門劉斐等無能及通敵破壞,在濟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後,遲遲不作必要的處置,直等到徐州軍事會議時(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會議才決定在徐州作戰。當時作戰部門本有撤守淮河計劃,在十一月五日徐州軍事會議時,始行提出,但各兵團司令官認為敵人已經集中好了,時機太晚了,在大敵之前撤退,損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戰,與共軍一拼,於是決定守徐州備戰。

(三)依當時情形看,濟南已經失陷,商邱以西已經放棄,試問黃伯韜兵團在運河以東之新安鎮一帶,四十四軍留在海州、連雲港附近,有什麽作用?攻既不應從該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應在該方面守,遲遲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於這一錯誤,以致以後(在徐州軍事會議以後)黃伯韜兵團西移時,是側敵行軍,敵人已經集結好了,準備作戰了,側敵行軍是非常危險的,加以中間還有一道運河將部隊分離,這是一重大弱點,故黃兵團西進途中及渡河時,遭共軍攻擊而受到重大的損失。這一錯誤,南京作戰部門、剿總及杜聿明應負責。至少他們是遲疑與不為。

黃伯韜

(四)在黃伯韜兵團西移時,如果原在碾莊附近之第十三兵團李彌部在西岸接應支援,阻拒運河西岸敵人之攻擊,則黃伯韜兵團不致四面受敵,渡河亦不致損失太大,而進出西岸則便利多矣。同時兩個兵團合力,足以擊退來犯之敵,至少該兩個兵團亦可順利開往徐州,可是他們不顧慮敵人側方的威脅,在黃伯韜兵團西移之同時,亦令李彌兵團開往徐州附近,李彌兵團走得太早,以致運河至徐州中間產生一個大空隙,共軍得有機會毫不費力地截斷徐州至運河間之交通。假如他們當時有點敵情觀念有點警覺心的話,李彌兵團應稍緩西移,留在碾莊附近,等待黃伯韜兵團來到,掩護黃兵團渡過運河後再移徐州,命令應該規定李彌兵團等待黃伯韜兵團渡過運河後再行西移;可是他們漫不警覺地命令兩個兵團同時西開,造成此一錯誤,等到後來黃伯韜在碾莊附近被圍,再令李彌從徐州回師東進增援時,卻被共軍阻住,不能前進,以後雖再令第二兵團(邱清泉)東進增援,共軍愈集愈眾,工事縱深愈長,救黃無效矣。

(五)海州、連雲港至新安鎮之距離,與徐州至新安鎮之距離略等,各約三日半之行程;臨時撥歸黃伯韜指揮的四十四軍西進也是一個危險的側敵行軍,黃伯韜如果不等該軍來到,即離開新安鎮逕行西開似乎是不顧四十四軍的危險,心中好像對不起四十四軍,指揮道德上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因此等待四十四軍等了三天,以致到達運河河岸時遲了三天,這也是他吃虧的地方。這個錯誤,就是沒有令四十四軍早日西撤所造成的;四十四軍撥歸黃伯韜指揮,是給黃增加了一個包袱。假如他們開始調動時有敵情觀念的話,應令四十四軍向蘇北阜甯、淮安沿運河南下,或由連雲港從海道輸送到長江沿岸調度使用,免得黃伯韜兵團受累。

(六)張克俠、何基灃、溫家芳的叛變:第三綏區的五十九、七十七軍,在七七抗戰開始時,由張自忠、馮治安等率領在長城喜峰口一帶曾予日軍巨創,已往南征北戰,很有戰功的。五九軍軍長張克俠,是馮玉祥的連襟(馮妻李德荃之妹嫁給張克俠。張與筆者在陸軍大學第十期同班)。在徐蚌會戰前,馮治安之司令部一直在賈汪未動,馮的部隊,主力即在該地附近,一部在徐州,馮治安本人有時住在徐州城內。因此,張、何及溫家芳與共黨勾結,馮莫知究竟。可能是馮妻李德荃[3]牽引勾結的結果。

張克俠、何基灃、溫家芳趁馮治安不在賈汪司令部,對部下詭稱係奉馮治安的命令,於十一月七日夜,下令所屬部隊約十五個團的兵力開往嶧縣境內投共了。

賈汪在徐州東北約二十五公裏,是徐州外圍的據點,賈汪煤礦在該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馮治安之第三綏靖區司令部在賈汪被共軍圍攻,筆者奉命率一九二師前往解圍,擊敗共軍,俘獲甚多,使馮轉危為安。該地在不老河之北約十余公裏,不老河是微山湖至運河間之河流,冬季水涸多處可以徒涉,不成障礙,從賈汪南下,越過那條河,便至隴海鐵路東段,位置正在碾莊與徐州中間,李彌兵團既已開往徐州,那一段可是空空的,共軍從賈汪附近南下,毫無抵抗地進至該地,把黃伯韜兵團與徐州間之交通截斷,黃兵團便告孤立。賈汪附近張、何、溫之叛變,又是徐州附近作戰失敗之重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