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略方針 大錯特錯（第5/7頁）

（七）大軍作戰，補給非常重要，因此後方聯絡線必須保持，在徐州以南之宿縣附近——即徐、蚌之間，應駐有重兵，以攻勢防禦之態勢，不斷擊退來犯之敵，一方面策應徐州之作戰，一方面保持津浦路之運輸暢通，必要時，掩護徐州國軍之撤退。然當局不此之圖，宿縣僅駐有一四八師及交警第二、第十六兩個縱隊及第三綏靖區殘部，戰力顯然不足。孫元良兵團由蒙城經宿縣開徐州，不如留在宿縣，與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協同遂行上項任務為有利。由於宿縣被共軍攻陷，徐州遂形成孤立，補給只靠空投，於作戰及人心士氣均受重大影響。

（八）由於黃維第十二兵團之東調，亦有錯誤，黃維兵團從豫南經阜陽向東北方向之宿縣、徐州前進，在地圖上看，是直線，似乎是條捷徑，比較近些，但中間要橫越過五道河流，五道河流大致都不能徒涉，須架橋越過，黃維兵團起初越過一、二道河流時，共軍沒有阻攔，但以後渡河時，共軍迎頭阻擊，黃兵團只得採用強攻渡河，佔領橋頭堡，掩護架橋，戰鬥中死傷了不少人員，既耽誤了時間延緩了行程，復消耗了彈藥，增加爾後補給的困難。黃維兵團就在上述的情況下，力戰當面之敵，越過了幾道河流，費了很多時間，打開一條血路，到了宿縣境內的雙堆集附近，這時共軍四布，集結兵力正在等他們，該兵團遂被圍困；黃維兵團原係解徐州之圍，這時卻要徐州軍隊來解他的圍了。假如當時黃維兵團到了阜陽附近時，從淮河南岸地區順流而下，左翼有淮河為屏障，共軍不能中途截擊，既安全而行動反較快速，到了蚌埠附近與李延年、劉汝明會合，再向北攻擊，則黃維兵團當可發揮重大作用，積極方面，可望解徐州之圍；消極方面，可以掩護徐州友軍之南撤，最低限度亦可退守淮河，不致反要徐州國軍來救而遭最後慘酷之命運也。

（九）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團之突圍問題：突圍當然是戰局很壞的情況下行之，例如：外面救兵不來，而本身糧彈告罄，或已被敵人突破了陣地，無計可施時，那只有突圍。在被圍之初，最好在敵人初始接近時，不待敵人站穩腳跟，即行出擊，打破其包圍，尤其要在夜間出擊，使其不能合圍成功而構築工事；否則，等其工事構築完成合圍成功，再去攻擊，則事倍而功半矣。時間愈久，工事縱深愈長，愈難突破。在當初統帥部下令以軍師為單位分別突圍時，總還可以沖出來不少部隊，運氣好的，還可以帶著武器成隊的人馬整然的出來。然到走投無路再行突圍，最後只有全部悲慘的被殲滅。

（十）國軍統帥部組織不健全：在抗日作戰時，是個長期抗戰，日軍如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一些徵候中可以判斷得出來，可以及時部署，而各戰區司令長官也可以不必請示最高統帥部先行調動部隊準備作戰；但與共軍作戰往往事先沒有徵候，是突然而來的突襲，而部隊較大單位的調動，必先請示南京。可是，南京的統帥部組織不健全；依當時情形，國防部的作戰次長實際上是統帥部的參謀長，自陳誠任參謀總長時期起，關於作戰重要事項都是由作戰次長擬案在每週二、五總統官邸作戰會報中提出請總統裁決行之，因此，作戰次長何等重要，應該選定一個忠誠而才能、品學、經驗俱優、精明、幹練的人充任。像劉斐這個人，毫無部隊經驗，完全紙上談兵，懶散狂妄，不負責任；在作戰時期，徐州陸總部（筆者時任徐州總部副參謀長）關於作戰方面重要事項總部參謀長每夜間以長途電話詢問南京作戰主管廳長如何處置？作戰部門答稱：「劉次長跳舞去了。」或說不在家。這種懶散不負責任的情形，顯然是消極的拆濫汙，蓄意破壞，貽誤戰機。

關於劉斐的出頭，想必大家還記得，他原在廣西任閑職的高級參謀，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廣西和中央對立，蔣委員長赴廣州解決西南問題，與廣西和談，李宗仁曾派劉斐攜帶條件到廣州謁蔣，以後和談成功，蔣為保持與廣西方面的關係，抗戰開始以後，把劉斐調到重慶任軍令部廳長，主管作戰，以後升為次長。據李金洲的《西安事變親歷記》說劉斐是共產黨，是在日本留學時加入的，李說他是在南京的頭號共諜。在一九四九年國共和談時，他活動充當代表，和張治中等投機份子前往北平投降共黨了。毛澤東曾當眾介紹劉斐，說在徐蚌會戰時，劉斐將國軍軍事秘密告知了共方，並幫助了共方甚多，毛特為表揚他。當時我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此一新聞。以這樣一個人充任作戰次長，焉得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