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恩怨（第2/4頁）

羅皚嵐問朱湘：“你與新月社交往多，為什麽不去北大教書？”朱湘說：“北大是胡適之一股學閥在那裏，我去求他們犯不著。”

吳宓為《大公報》編文學副刊時，請浦江清等幫忙，一次兩人因署名事發生爭執。浦江清在日記中寫道：“先生成見甚深，全不采納他人意見。視吾儕如雇工，以金錢叫人做不願意做之文章，發違心之言論。不幸而余在清華為吳先生所引薦，否則曷為幫他做文章耶。”吳宓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宓陳辦事之困難，浦君感情郁激，至於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難不能告人。蓋《文學副刊》贊襄諸君，皆系文人書生。故（一）盛意氣；（二）多感情；（三）輕視功利；（四）不顧實際之需要及困難，往往議論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績殊微而專好批評他人文章，幹涉他人之思想言動。”

浦江清說：“徐志摩之為人為詩，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後北平《晨報》乃為出專刊一月，聳海內之聽聞。青年男女莫不贊嘆，以為偉大詩人，得未曾有，幾以詩神愛神目之。”

“五四”前後，胡適與章士釗曾是新舊文化之爭的論敵，在各自的陣地（報刊）上互罵。1925年，有人請客，兩人在前門外廊坊頭條擷英番菜館相遇，章便邀胡合影，兩人各持一張照片。章在照片上題白話詩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口並座，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寫了一首舊體詩送章：“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兩邊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請客，章士釗、胡適、陳獨秀均在座。胡當面對章說，你的文章不值一駁，章聽後並不生氣。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章士釗當教育總長的任上，他自然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老朋友沈尹默公開聲明與其斷絕關系，指章為罪人，天誅地滅雲雲。魯迅更是在文中罵章士釗為“章士釘”。後章士釗辭官到上海當律師，沈尹默也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到上海賣字為生。章曾致信沈說：昔時罵我者愛我，昔時愛我者害我，歷史如鑒，於今兄辭去校長職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後，盡棄前嫌，兩人在上海過從甚密。當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陳獨秀後來被捕，章還當過陳的辯護律師。

古文家劉師培與今文家崔適是學術上的論敵。巧的是，兩人在北大校內的住所門對門，朝夕相見，每逢遇見都客客氣氣，互稱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講台上，即是另一個樣子，相互間極盡攻擊之辭，毫不留情。

上世紀30年代初，陳西瀅說：“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裏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

魯迅曾當著葉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後來葉將魯迅的話轉告郭沫若，郭說：“當然，魯迅除了自己，什麽人都罵。”

魯迅逝世後，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聯：“敵乎友乎？余唯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梁實秋說：“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戰前夕，一次梁實秋和羅隆基去清華訪潘光旦，順便到隔壁的聞一多家坐坐。聞一多對羅隆基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榮，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抗戰期間，艾青、何劍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慶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教書。何喜歡擡杠，一次指責艾青大男子主義，經常發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論，侮辱女人。艾青辯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親是女人，難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親嗎？即使不免跟妻子鬧矛盾，罵妻子，我可從沒有不尊敬母親。”何劍熏反駁說：“難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親是男人麽？”後兩人徹底鬧翻，何劍熏離開了育才學校。

九一八事變後，馬君武《哀沈陽》的詩句曾被傳誦一時：“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詩句所述並非實情。台灣作家高陽晚年回憶，他曾見過年已80歲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訴他一件事，說一次席間應酬，見到了馬君武，於是端著酒杯過去敬酒：“您是馬博士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馬頓顯窘態，不俟終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