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出行（第3/4頁）

茅盾入商務印書館一年後，其弟沈澤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鄉與母親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學，也順道遊覽了南京的名勝。回上海時，母親提出乘船走長江，茅盾便在航行於漢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噸的豪華客輪上訂了一個官艙。輪船起錨後，他扶著母親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遙望江天，頗有感觸地說：“你父親一生只到過杭州，我今天見的世面比他多了。”

孫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時，章太炎常雇人力車去孫家，但歸途卻不識路，每次都由孫派人另雇一車送章回家。某次孫派人送章出門，門口只有一輛人力車，章坐上車即令車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輛車來時，章早沒了蹤影。車夫半路上問章去哪裏，章說：“家裏。”車夫問家在哪裏，章答在馬路上弄堂裏，弄堂門口有一家紙煙店。結果是章一直坐著人力車在街上打轉。

金城銀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飯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總行內，私人汽車有二十多輛。都由銀行負責汽車的開銷。有人評論說：換一個人當總經理，看到這許多坐汽車的開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憑著這種做派，號召兩千多人糊裏糊塗地替他出盡力氣。

茅盾寫《子夜》時，曾把部分初稿給瞿秋白看。原稿寫吳蓀甫出行坐的轎車是福特牌，因為當年上海有錢階層流行福特轎車。瞿秋白則提出，像吳蓀甫這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他建議改成雪鐵龍牌，茅盾定稿時采納了瞿秋白的意見。

民國時期，長沙的黃包車別具特點：車夫身穿長袍，拉車不跑，漫天要價。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帶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為避戰亂，茅盾把兩個孩子從上海送到內地。回程從武漢買了張到杭州的車票，10月24日發車，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將近兩個星期。

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後，全家於1930年11月28日離開上海去北平。當日胡適門生羅爾綱隨胡適一家四口乘出租車到火車站，他說：“滿以為胡適廣交遊，徽州親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滿親朋來送行的。誰知半個影子也沒有。”火車抵北平前，羅爾綱又以為胡適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負責人和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至少這兩個單位應該有人來接，“誰料車進了站，同樣連影子都沒有。”只有胡適的表弟雇了一輛汽車，把他們領出車站來到汽車前，隨即也離開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鴻與蔣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蔣碧微，要她當晚悄悄離家，雇黃包車到愛所亞路長發客棧找他，並叮囑說：雇車要找留辮子的車夫，因為那種人比較老實可靠。

民國初年，陳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門口有一條很短的鐵路。一日陳獨自出遊，回來時乘人力車，車夫問地名，陳茫然不知，便揮手讓車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陣子後，車夫又問地名，陳仍答不出來，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車聲，便告車夫家在火車站附近。而車夫所行，正與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馳。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處尋覓，有的立在門口張望。若是門前沒人，陳也未必認得出這是自己的家。

民國時期，蘇州天平山的轎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們兜攬生意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太太，你現在不坐，到時候你要是從山上坐轎子下來，我是要把你罵出山門的。”

1936年春天，徐悲鴻南下廣西。6月，蔣碧微決意去南寧把徐勸回南京。她從上海乘船，經香港到廣州，再從三水坐輪船經梧州到南寧。從梧州到南寧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間艙房的小火輪，艙內兩邊有六張上下床，蔣碧微上船後發現，12個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蔣碧微後來回憶：“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當時正是南國酷熱難耐的天氣，三天裏我既不能沐浴，又無法更衣，狼狽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鋪的那位先生，有一雙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來，一眼望見兩條毛腿高高懸在上鋪床沿，總使我覺得厭惡萬分，渾身都不自在。”

1933年6月18日上午8點，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和兒子楊小佛登車出門，轎車剛開出中央研究院大門，四個早已埋伏多時的特務便一起沖出，拔槍圍著汽車亂射。司機負傷後破門而出，楊杏佛愛子心切，並沒逃離，而是用身體擋住兒子，飲彈身亡。

《申報》老板史量才的遭遇與楊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養，11月13日午後，乘汽車沿滬杭公路回上海，同車還有史的妻子、兒子、侄女等，加司機一共六人。當天下午3點左右，汽車行至海寧附近的翁家埠時，突然被一輛汽車擋住去路，車上跳下數名匪徒，持槍先將司機打死，史量才等見狀紛紛下車逃命，被匪徒追擊。史原本已逃入一個茅屋，從後門再逃時，因不認路，避於一個幹涸的小池塘裏，被追來的匪徒發現，一彈穿其兩耳，史當場斃命。其子則得以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