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標準”一說為：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

賽金花晚景淒涼，從名妓幾乎淪為乞丐，靠人接濟度日。上世紀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棧每夜設局，酒肉征逐，一副豪賭濫嫖狂抽的場景。29軍的實力派人物，從宋哲元到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這裏的常客。賽金花也常來“坐台”，客人們憐其落魄，一場豪賭之後，抽頭二三百元，悉數送與這位有名的“賽二爺”。賽則如獲恩賜，感激涕零。

學徒出身的瑞蚨祥老板孟靚侯後來富可敵國，他究竟有多少家當，已無可統計。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號對過小巷內有一處住宅，院內特制一個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遷出前啟窖掘金，內有黃金8000條，達8萬兩。這也僅僅是孟家無數財產的一部分。與此相比，電視劇《潛伏》所表現的天津另一處租界住宅——余則成家——的雞窩所藏的那二十幾根金條，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重慶“財神爺”趙健臣說：“我一生的錢，大約值80萬兩銀子。”

上世紀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萬元，後因無力償還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淪陷後，物資短缺，日軍和汪偽政權對一些生活用品實行配給供應，大戶人家有錢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漸難過。後來的香港航運業巨頭曹文錦當時不過十六七歲，他父親曹隱雲與汪偽政權的一些“要員”如陳公博、錢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時便派上了用場。唐生明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權“曲線救國”的，他常到曹家串門，其大太太甚至還在曹家住了幾個月，可見兩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給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當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給曹家。曹文錦後來回憶：“我記得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煤取暖，沒有煤燒水洗澡。唐生明來上海後，我們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館洗熱水澡。”曹所謂感到“最難受”的，在當時江南一帶的窮人看來，無異於“吃飽了撐的”。

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後，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天津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表、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麽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後的身份。文繡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繡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

胡蝶成名時，還不興片酬一說，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實發1000元，另外1000元先賒著。此外公司還給她配了一輛專用小汽車。就這1000塊也並非小數，當時大米的價格僅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發跡之後，高層管理人員如總經理、經理、協理等也都隨之“闊”了起來：出入汽車，家裏廚子、聽差、奶媽、花匠等一應俱全。老板張石川的妻子何秀雲就自稱同時用過七個仆人。

曹錕賄選時，熊秉琦任山東省省長。曹賄選的資本，據說以熊的“報效”為最多，前後達百萬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濟南、青島一帶大量收購黃金，致金價暴漲，輿論沸騰。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發惹禍，回北京後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只貓在房上走動，熊便疑為刺客，命人包了幾百元鈔票擱在房頂，目的是“賄賂”刺客買命。幾天後，錢包還在原處。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將500元置於一偏僻處，故意讓人拾走，借以“解冤”。但由於地方太偏僻，也沒人去“拾遺”。最後只好將錢放在顯眼的路邊，他的這個“心願”才算了卻。

張恨水24歲時到蕪湖《皖江報》當編輯，月薪8元。報社管吃管住，夥食不錯，自己一間房。他晚上寫兩篇短評後，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來幾個銅板的熟牛肉。

作家蕭乾，蒙古族，北京人，遺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還很小的時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還記得那天三叔剛剃過頭，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嬸來回擺弄著三叔光禿禿的腦袋，厲聲責問：“怎麽，你就這麽把我們娘兒幾個撇下不管啦！”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

演員陳強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個底層市民家庭。他不滿5歲的時候，便每天要幹三種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個煤油燈上街揀煤核。他揀的煤核不僅能供自家一天燒用，還能賣掉一桶。有一次他沒忍住對門煎餅鋪的誘惑，賣了煤核買油條，嘴上解了饞，卻挨了父親一頓痛揍；二是跟著父親去賣菜。一些買菜的婦女見狀，不免憐惜地嘆道：這孩子準沒娘。無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銷作用——他家的菜確實比別人家的賣得快；三是領粥。施粥在當年是一種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陳強在家裏專司此職。粥領回來，一家人喝。陳強說：“我從小是喝粥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