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出行

清端郡王載漪發配西北二十年後，在孫子毓運陪同下，於民國十年（1921）輾轉回到北京。大總統徐世昌派汽車到前門火車站迎接，載瀛也攜惇王府的親戚們去接站。載漪祖孫被接到一輛汽車上，毓運覺得這車子貌似西北的騾拉轎車，只是外身是鐵皮的，車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軟的。不一會兒，汽車突然走了起來。毓運大驚，高聲沖爺爺載漪說：“這個車怎麽沒有騾子拉就跑了？”載漪故作冷靜，暗地裏推了孫子一把，但這話還是被司機聽見並竊笑不止。此前，爺孫倆都沒見過汽車。載漪望著車窗外面的街景，嘆道：“北京變了，什麽東西都洋起來了。”

1912年5月，魯迅隨教育部自南京北遷。5月5日的日記記：“上午11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寥寥數語，勾出當年北方的“春色”。

黎元洪任大總統時，住北京東廠胡同。有時晚上騎馬到東華門大街真光影院看電影，散場後去東安市場的國強咖啡館喝咖啡。國強的茶房老溫在東安市場的從業經歷貫穿民國的始終，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民國時期的一些名流如吳稚暉、梁漱溟等，為倡導人道主義，出行時堅持不坐人力車。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車，半道上非要和車夫對換，讓車夫滿含熱淚地坐了半程車。學者劉文典常在課堂上怒斥人力車的不平等，課後則赫然登上人力車而去。

溥儀成了廢帝後，常和婉容坐著小汽車出宮轉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頤和園和玉泉山。每次出門，都排成一列由幾十輛小汽車組成的車隊。他不時讓司機加速，在上世紀20年代的北京，竟然開出時速六七十公裏以上的瘋狂速度。直至把隨同出行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嚇得緊閉雙目，雙手合十，大呼“南無阿彌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江南的時候最喜歡乘七點多鐘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去。車到杭州城站，總值夜分了。我為什麽愛搭那趟車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說了：‘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系著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君的國呀！’我雖不能終身沉溺於夜之國裏，而它的邊境上總容得我的幾番彳亍。”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華任教。按當時的概念，學校屬於郊外，進城須乘長途汽車。浦坐過幾次後，感到汽車太顛且汽油味刺鼻難聞，常暈車。後入城時索性雇人力車，浦稱之為“雖慢而舒適也”。

北平時期，出行以人力車（洋車）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出租車。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學者譚其驤晚年回憶：“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裏，大門口外或胡同口，準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裏，坐上再說到哪裏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絕不會發生爭吵……我住在景山西門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裏，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沒有拒載的。”

陳岱孫畢業於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從美國回國後，在母校任經濟系主任。陳一直獨身，有美國友人送了他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他便開著這輛車進城或出遊，這在當年的大學教授中恐怕是獨一份，一時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與若幹同事出遊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訪問古跡，購買古董、書籍，還特地到大名拜訪崔東壁後人。而顧頡剛在《辛未訪古日記》前言中卻寫到另一種對“時情”的印象：“黃河流域為我國文化之搖籃地……何意時移世易，其貧若斯，其愚若斯，鴉片、白面、梅毒，肆虐兇焰……兵災、匪禍連結不解，人民不識正常生活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燈華屋而生悲，以為國人十之七八，猶過其原始生活，我不當超軼過甚……”

劉半農有兩個女兒生在倫敦，故一個叫劉倫，一個叫劉敦。回國後都在孔德學校讀書。每天早晨，兩個女孩同乘一輛包車上學。起初兩個孩子是並坐，後改成一個朝後跪著，一個朝前坐著，再後來改為兩人疊坐著。很多北大學生每天都和姊妹倆相遇，都能看到她倆天真的笑容。

上世紀30年代有段時間，張中行經常和二三同好騎車到玉泉山郊遊。他對這種例行的休閑活動有如下記述：“出西直門，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裏到海澱鎮。進東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買燒餅、醬牛肉、花生米，最後買酒。賣蓮花白酒的是仁和號，在近北口路東，兩間門面，靠南一間開門，櫃台上有酒壇，賣酒。我們酒量都不大，只買半斤。到玉泉山，總是在西部山下樹林的草地上野餐。蓮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幹種有香味的中草藥蒸餾而成，味純厚而幽香，當時覺得，在自己喝過的多種酒中，它應該排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