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出行（第2/4頁）

張中行小時候生活在河北香河農村，他叔叔家養著一頭“識途”的黃牛。張的姑姑住一二十裏之外的另一村，有時幾個孩子去看姑姑，就讓這頭牛拉車出征。孩子坐上去後，大人牽著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車上東張西望、打打鬧鬧，或下車掐一把花草再上來，十步八步就能趕上，牛一直把車拉到姑姑家門口才站住。午飯後回來，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時牛把車拉到本村家門口停下來，他們還不醒。

上世紀20年代，學者陳西瀅說：“（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車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樣在那裏立一會，數一數來往的汽車，你就會發現每十輛汽車至少有七八輛裏坐的是黃頭發、藍眼睛的人。”

上世紀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學，家在蘇州，因而經常往返於滬寧線上的常州與蘇州之間。他後來回憶：“常州到蘇州很方便，那個時候來回火車票是一本一本買的，一本10張，撕一張給檢票員就可以上火車了。”

北平時期，從城裏出西直門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遊，有兩條路可走。鄧雲鄉在《增補燕京鄉土記》裏有如此記述：“一條出西直門筆直往西，經過萬牲園（後改動物園）路口再往西轉入去海澱的大路；一條出西直門走關廂不遠就拐彎往北，進入關廂北街，再往前走不多遠，就到了高梁橋了。一到高梁橋，風景便豁然開朗，南北的大石橋，橋北是開闊的北方田野，橋下是清澈見底的流水，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來，流向德勝門水關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萬壽山色調深淺、層次分明，可以說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條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車為主。當時北京人口近200萬，人力車達10萬輛，平均每20人一輛。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講師，幾乎都有包車。這10萬輛車，車況和車夫是參差不齊的。最高档的進口人力車，售價可達100塊銀元。車夫則各取所需。康有為的女婿羅昌當年七十多歲，他的車夫也已五六十歲。老車夫每天拉著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門去北師大上課。據說這種念舊也是一種“京味”。

溥儀沒出宮時，為學自行車，把宮裏許多門檻都鋸了。有一次他騎車亂轉，被一個在宮裏裝電燈的看見了，連忙下跪向他討封，溥儀笑道：“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這是北京當年橋頭行乞者的諢名。有人據此認為：溥儀小時候夠壞的，屬於“陰壞”一類。

李四光從美國回來後，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時騎自行車上下班，曾被魯迅撰文譏諷。

1928年首都南遷後，闊人們各奔東西，北平的汽車市場也跟著疲軟。二手車高不過1000元一輛，低者僅百八十塊。北大教授劉半農說：“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間上什麽地方去，承他們的邀請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吳稚暉出行，從不坐人力車。他住上海時，去南京見蔣介石，只坐四等車，滿目窮人，吳則甚覺其樂。到了南京，蔣介石的官邸吳可以不經通報，直進直出。一次，吳從浦口坐輪渡到下關，忘了帶船錢，被售票員當成鄉下佬，抽了一個嘴巴。

徐志摩曾問梁實秋：“你坐過飛機沒有？”梁答以沒坐過，一來沒有機會，二來沒有必要，三來也太貴。徐說：“你一定要試試看，哎呀，太有趣，禦風而行，平穩之至。在飛機裏可以寫稿子。自平至滬，比朝發夕至還要快，北平吃早點，到上海吃午飯。太好。”當時徐志摩有個朋友在航空公司，見他在京滬兩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張長期免費的機票。沒想到比票價更昂貴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點，戴笠自青島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飛南京。一說戴笠此行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實則胡蝶並未與戴笠同行。下午1點左右，飛機到達南京上空，因遇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南京明故宮機場打開導航台，引導飛機穿雲下降。如不行，則改飛上海或濟南。但上海、濟南上空天氣也不好，222號飛機只好在南京再作穿雲下降。飛機在雲霧中失去方向，與地面聯系困難，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著陸，最後一次下降時偏飛至江寧縣。下午1時6分，222號飛機與地面電訊聯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機上的訊號。最終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橋鎮戴山，成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學與陜西省教育廳聯合舉辦一次暑期講演會，從北京請去十位著名學者，魯迅、蔣廷黻等都在內。他們先乘火車到陜州，然後取道黃河往西安。負責接待的張辛南先到陜州，雇了兩只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趕上狂風暴雨，晝夜不息。次日早晨風雨停息後，船主帶著幾分後怕說：“昨天晚上險呀！如此大風，船不能下錨，倒行十余裏，如果倒行到鬼門（陜州附近黃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為人、神、鬼三門，惟人門可通舟楫，其險過於長江之三峽），那就沒救了。幸托庇龍王爺保佑，得安然無事，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