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境（第4/6頁）

張伯駒的父親去世後，遺有50萬元的鹽業銀行股票。張將其中30萬元給天津家用，另20萬元留北平家用，他用這筆錢買了宋元字畫，以後又向鹽業銀行陸續透支40萬元收藏字畫。戰後，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張伯駒便很輕快地還上了這筆欠賬。

1934年1月11日，聞一多在一封寫給友人饒子離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個孩子的家庭已經夠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給家裏寄四十元，給嶽家寄三十元，而嶽家的境況更是一言難盡，我若不寄錢去，一家人就得餓飯——真正餓飯……總之我自己雖困難，守著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總算是一條生路。”

陳學昭1922年入上海愛國女學讀書，同學中不乏有錢人家的女兒，如一個京劇名角的兩個妹妹，大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等，她們上學放學，都是小汽車接送。

抗戰勝利後，作家黃谷柳到香港謀生，一家六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擺了張床，沒有桌椅。剛出生不久的小女兒不時哭啼，黃根本無法寫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東安放的一個“神位”，剛好可以放下一個小板凳，黃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鄰居換了一個肥皂箱，黃就是在肥皂箱上寫成了名篇《蝦球傳》。

抗戰爆發後，戰火蔓延至豐子愷的家鄉，他被迫逃離剛落成不久的“緣緣堂”。後有信傳來緣緣堂已焚毀於戰火。豐子愷一家十余口在逃難中互訴損失的家當。有人可惜衣櫥裏的許多衣服，有人可惜滿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個女兒說：大風琴和打字機最舍不得；另一個男孩說：秋千架和新買的腳踏車最肉痛。豐的妻子則掛念她房間裏的一箱墊錫器和一箱墊瓷器。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轅主任。一日，齊白石前來造訪，稱無米下鍋，無煤取火，請求救濟。李宗仁也無良策，只能從行營人員的配額中酌量撥出一部分給了齊白石。齊因此對李甚為感佩，認為李宗仁能禮賢下士。他特地畫了一幅壽桃，送給李宗仁夫婦。後來李定居美國，這幅畫一直掛在他的客廳。

民國初年，上海灘靠賣文能買得起汽車的，唯畢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壇富翁當數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門之後，繼承了大筆遺產；徐則是大學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車的人。

北平時期，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大體為360元，所謂庚款教授多達450元。陳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還四處兼職，每月能掙上千塊。

民國初年，張元濟家的浴室裏已裝有煤氣熱水爐，點燃後20分鐘即熱。此外室內還裝了一個類似水汀（暖氣）的煤氣爐，便於冬天洗浴。張元濟規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張元濟的女兒出嫁。她向家裏所提嫁妝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臥室、客廳、餐室和書房。此外還提出要冰箱和汽車兩大件。這在當年，是一筆相當大的開銷。而張元濟當時已退休，商務印書館兩年前因戰火遭巨創，張家家境遠不如前。父母為滿足女兒的心願，只能東拼西湊。張母連操心帶忙累，事後一病不起，不久即離世。

袁世凱的某個兒子在燕京大學念書時，不住宿舍，公館安在海澱。他每天包車去上學，傭人跟著，等在教室外，課間休息時，傭人要遞擦臉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煙。

《羅曼羅蘭傳》的譯者鮑文蔚從法國留學回來後，在北平中法大學當教授，另在孔德學校兼課，月入300元上下。鮑家住兩個小院，共八間北房，兩間東房，兩間西房。家裏有客廳、書房、盥洗室、浴缸、廚子、女傭以及自己的包月車。書房裏四壁書架陳列著他從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

老舍小時候家裏窮，小學畢業時，每人要交兩張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錢，後來賣了一個破箱子，老舍這才算畢了業。

上世紀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灘附近，獨居。屋裏一目了然，一張木板床，被褥等不僅舊，而且臟和破。沒有書櫃，書都堆在一個破舊的架子上。屋裏有兩個箱子，一個是柳條的，幾近朽爛，另一個是鐵皮的，底和蓋竟然不是一回事。

楊丙辰在北大西語系任教時，每月領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員休息室的書桌前，一邊在一張紙上寫數字，一邊把錢分成幾份。有人問他為什麽這樣做，他答：怕報假賬露了馬腳，必須先算清楚。又問他為什麽要報假賬，他再答：每月要給窮朋友一點錢，怕家裏太太知道了不高興，要找理由瞞哄過去。

《京報》老板邵飄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國新聞記者乘私人汽車外出采訪的第一人，當時北洋政府的許多總長還只備馬車。他抽的煙是請煙草公司特制的，煙盒上印著“振青制用”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