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5/14頁）

我的另一位大學同學，貴州人民出版社原編輯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調往深圳，來尋求我的幫助，後來也是由於種種願望以外的因素沒去成，卻至今“賊心不死”。

而我自己，1988年底從北影調到童影後，住房窘況大大改觀，才最終滅了由北京人變成深圳人的念頭。否則，盡管我覺得與深圳缺少緣分，但也可以劃歸為“賊心不死”者。可見，曾想要去深圳成為深圳人的人，比已經去了深圳成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許多吧？

我曾應邀到渤海油田講過文學創作課，結識了那個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學愛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從深圳寄來的信，困惑地打開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寫來的。告訴我她已經調往深圳了。而且，是因為陪她父親到深圳旅遊，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話說，是“我找到了某種感覺，某種緣分”。於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時是父女倆，回渤海是她父親一個人。老父親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奮勇承擔了回原單位替她辦理辭職手續的義務。

她那封信，字裏行間，充滿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閨中的女孩，忽一日紅鸞星驚，相中了一位“白馬王子”或被“白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頭的文學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從深圳打來電話，說已受聘於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說找到了“某種感覺”“某種緣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學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頭辦子公司，將他從單位硬“挖”了出來。後來深圳方面派員去包頭考察，發現他那位同學志大才疏，不善經營管理，將他那位同學“炒”了魷魚，宣布解體子公司。同時在與他的幾次接觸中，發現他倒挺有能力，問他願不願到深圳謀求發展。他自是喜出望外，於是跟隨到了深圳。

我問：“幹得順心麽？”

答曰：“我已經從那一家公司跳槽，換了一家公司幹了。”

我替他憂患地說：“那麽，是在第一家公司幹得並不太順心了？”

他在電話裏笑了，說：“你別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幹得也很不錯，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處走嘛！在深圳工作變動是尋常事兒！”

我在南京簽名售書，遇到了一位“兵團戰友”。他竟也裝模作樣排隊買我的書。

他說他已不是哈爾濱人了。

我問：調到南京了？

他說：調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問他感覺如何。

他莫測高深地一笑，說：“人挪活，樹挪死麽。起碼的感覺是——我挪活了！”

簽名售書活動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學老師排隊買書。二十多年不見，她頭發白了。

我畢恭畢敬地站起，問老師近況怎樣。

老師說，她已退休了。已調到深圳了。受聘於女兒和女婿的公司，當一名老業務員。

我奇怪，問老師：深圳也歡迎您這般年紀的人麽？

老師一笑，說：“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齡和資格論人，看重的是實際工作能力。我也沒成想自己教了一輩子書，一朝下海，居然還能撲騰幾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圍，就會有一兩個你熟悉的人說變就變成深圳人了。一旦他們變成了深圳人，給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輕了幾歲，都對人生增添了幾分自信和樂觀，都自我感覺好起來了似的。

中國人碰到一起，總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單位，接著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個省，進而抱怨整個中國。許多人備感自己懷才不遇，備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壓抑，備感活得窩囊委屈。

據我想來，他們的抱怨，也許不無各自的理由和根據。

然而，深圳人卻一般不這樣。他們很少抱怨深圳。也許是因為當初是他們自己樂於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還是一種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麽原則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沒有人仍覺得懷才不遇，沒有人仍覺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壓抑，沒有人仍覺得與他人比起來自己活得窩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觸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與普通的中國人比較，這一點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他們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著他們的另一種自尊和自信。

仿佛，深圳像一種學校，它教育出來了另一種當代中國人。

我曾去過深圳一次。目前為止，僅僅一次。

我曾很想調往深圳。最終徹底打消念頭，原因之一是深圳對我這個北方人來說，似乎太遠了，遠到不止是南方，簡直就像是國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於我到過深圳一次。

先說第一個原因。我出生在哈爾濱。直至下鄉前，沒離開過它。如今，我的老母親、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哈爾濱。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親輪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哈爾濱還有我諸多的同學和兵團戰友。親情加上友情，據我想來，便該是所謂家鄉觀念或曰家鄉情結的最主要的內涵了吧？無論世人對此如何評說，我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鄉觀念或曰家鄉情結的依重難以解脫。我甚至進一步認為，這是貧窮在我和大多數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陰影。父母輩在貧窮年代為我們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們總希望生活在他們周圍，起碼是生活在離他們不算太遠的地方，以圖能夠更經常地盡我們作兒女的義務和拳拳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