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6/14頁）

1977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之際，有三個分配選擇——哈爾濱、北京、上海。我毫不猶豫地填了去哈爾濱的志願。堅決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陰錯陽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這在當時對我而言，是離家鄉、離父母和弟弟妹妹、離親情和友情最近的選擇了。說來人們也許不信，盡管北京到哈爾濱只需坐十七八個小時火車，可十四五年內，我不過只回去了七八次。幾乎兩年才回去一次。足見對一個太依重家鄉的人，遠或近，有時似乎更是一種心理距離。

我是在1986年去深圳的。當時到廣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畢，編輯部主任陳大姐和我的責編——一位典型的廣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時已是下午，在市內轉了轉，第二天去了沙頭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離開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頭角，只不過途經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個小時就在沙頭角走了個來回，與陳大姐她們走散了。在沙頭角買了三個芒果吃。我既不覺得那條小街的東西真的有多麽便宜，也不覺得有什麽東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買的沖動。甚至竟有點兒後悔。對於一個極其缺乏購買熱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麽一條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僅僅靠閑適的心情是不夠的。於是我在那條小街唯一的一個電影院看了兩場電影。第一場是《黃天霸》，第二場還是《黃天霸》，都是我們北京電影制片廠拍的（當時我仍在北影）。

在深圳的短短的時間裏，我抽空兒拜訪了一位從哈爾濱調到深圳美術館的畫家。在哈爾濱，他一家四口住兩間閣樓。而在深圳，他住四室一廳。住處環境相當優美。附近有集市，買什麽相當方便。尤其海味和副食、蔬菜，在我看來，豐富極了，價格也並不比北京貴多少。當然，最令我心向往之的，是友人的居住面積，大約近一百平方米。對他而言，在哈爾濱是不可企及的，恐怕只能是幻想。對我而言，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是幻想，當時我在北影，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間筒子樓。

我非常坦率地承認，我幾次萌發調往深圳的念頭，主要是幻想能住上寬敞的房子。我是一個從小在低矮的泥土房中長大的人。寬敞的房子對我來說，直至1986年，一直是個美麗的夢。

深圳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新，很現代，也很深刻。它新得好像沒有一條老街陋巷，沒有像門牙缺洞一樣的胡同，沒有南方所謂“棚戶區”或北京所謂“危房區”。這大概也是令許許多多人心向往之的吧？對我而言，它現代，是指在那麽有限的還不如北京半個區大的範圍內，聳立著那麽多高樓大廈，外觀又都那麽新穎。當年北京還沒有蓋起那麽多，蓋起了的也很分散。

但是，我覺得，深圳當年新得還談不上有任何有意義的歷史，也還沒有形成起碼的文化氛圍。單講文娛，仿佛除了電影、剛剛出現的錄像廳，就再談不上其他了。

我竟沒找到一家書店，只偶然地見到了一個書攤。書攤上只有花花綠綠的刊物，而沒有一冊文學刊物，沒有一本文學書。哦，對了，也不能說沒有一本文學書，有從香港販入的《金瓶梅》，也是潔本。還有幾種字典，包括英漢字典。

我當時想，看來深圳不適於我。盡管我絲毫也不懷疑，如果我投入它的懷抱，它肯定也會回贈我較好的居住條件。

我常反省，作家是些古怪的人，或曰是些很有毛病的人。所選擇的生存地，歷史太悠久了不見得是好事。悠久的歷史會將作家的思想壓扁，變形。完全沒有歷史似乎也不行，會使作家感到思想和觀念仿佛一只無錨的船，輕飄無所定位。文化氛圍太濃厚了不好，那樣子文學將被大文化淹沒。完全沒有文化氛圍似乎也不行，那樣子作家會感到寂寞，感到窒息。作家的創作激情，有時是要靠文學的氛圍去激勵和鞭策的。

當年我主要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便是這些了。

我離開深圳時，心裏默默對自己也是對它說——別了深圳，看來我們沒有緣。

我內心裏竟不免地有幾分感傷——好比離開的是一位姑娘，她有令我動心之處，但是，她似乎不適合做好的終生伴侶。我們結不成婚。一往情深，憑著一股沖動結婚，我看不到人生樂觀的前景。

令我驚訝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經濟，幾乎是在同步發展的。如果說它十幾年前是一個海邊小村的時候，並沒有什麽文化環境可言，那麽伴隨著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文化的骨骼也開始形成，這與許多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和國家的情況恰恰相反。幾乎可以認為這一事實帶有某種奇跡性。我想，這可能主要是因為深圳擁有相當一大批有文化的深圳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