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3/14頁）

我說，想。

他說，其實老百姓很同情他們，覺得他們是些替罪羊。如果以幾千元、萬把元為量刑標準，那麽我那個縣裏的副科長以上的人有一個算一個，也甭審，拉出去就槍斃，可能會有一兩個清白的被冤枉了；隔一個槍斃一個，又肯定會漏網不少。

我說，照你這麽講，就沒指望了？

他說，指望還是有的。只不過中央不太清楚老百姓的心理要求，做不到點子上。比如說權錢交易的問題吧，老百姓看的多了，也就看透了，悟明白了，交易就交易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麽，這已經初步實現了。你還指望先富起來的幫助老百姓啊？老百姓手中又沒權，能給他們什麽好處？能使他們更富麽？不能吧？但有權的人手中那個權，卻能使他們更富。他們又不傻，幹嗎不用錢去和權交易啊？這麽一交易，共產黨的大小官員，也就在這場交易中富起來了。毛主席打下的底兒，中國是個低工資國家，大小官員的工資也高不到哪兒去。物價飛漲，他們就不感到錢不夠花的壓力麽？

他一席話說得我只有啞口無言的份兒。

他又說——不久前我在全縣搞了次社會調查，你猜怎麽著？百分之四十二的人主張行賄受賄公開化、社會化，索性由各級政府部門組建“行賄受賄統籌安排計劃委員會”什麽的。從某些行業的辦事員到科、處、局以上幹部，明令條文標出行賄受賄之價碼，像商品行情、股票行情一樣天天公布。可分為內部價、優惠價、市場價和調劑價幾類。當然，不能完全地市場化，要以計劃為主，否則，像物價一樣天天漲，老百姓承受不起。國家還可以從這方面抽稅。行賄受賄的現象越普遍，數目越驚人，國家的稅收也越大嘛！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認為，此舉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從根本上講是方便了人民群眾的事兒。

我說，我實在是越聽越糊塗。

他說，你想嘛，人民群眾有了難事，哪怕是於情於理完全屬於某些有權之人該替他們解決的事，甚至是解決起來並不成問題的事，不花錢就辦不成不是？老百姓值得同情在於，有時花了錢也還是辦不成。他們是早已明白了唯有肯花錢才能順利解決困難的道理的，但卻並非都知道錢該塞到誰的手裏，怎麽個塞法才算得體。明碼標價是多麽好的措施呢？一看報，一看電視，一聽廣播，該找誰誰，該帶多少錢，心中全有數了。而且，也多了幾分理直氣壯——“喏，我來行賄！這是兩千元，點點，盡快把我的困難給解決了。受了賄不辦實事，小心我告到‘行賄受賄安排計劃委員會’去！……”否則，老百姓手裏攥著辛辛苦苦攢那點兒錢，連為了解決自己的困難去行賄的勇氣都沒有。好容易見上面，心裏感到卑微，膽突突的，不知該怎麽做人家才肯受賄。有時就得求助於第三者、第四者，權錢交易的“流通”環節多了，一千元能辦成的事，中間人一盤剝，變成了需要兩千元才能辦成的事。

我的朋友娓娓道來。說得很平靜，很從容，對自己的分析相當之自信。

我則一時更加無話可說。

他問，你怎麽無話可說了？

我說，我是感到無話可說了，真的……

他說，我的話有道理麽？

我說，聽起來似乎也挺有道理的。

我又訥訥地問，你剛才不是說，指望還是有的麽？那個指望究竟是什麽？

他開始吸煙。連吸了幾大口，想過了千百遍似的說——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後連這些地方也成了權錢交易普遍之極、執法犯法肆無忌憚的地方，那……

他不說下去了。

我低聲問，那便怎樣？

他又吸煙。將那支煙吸得不能再短了，掐滅在煙灰缸裏之後才說——那就又該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個國家，總得給老百姓留下點兒指望吧！

他說完，就起身告辭。臨出門，拍拍我肩又說——你這人足不出戶，有些事我不想講出來嚇著你。如果你什麽時候有充分的時間，願意到廣大的老百姓中間去走走、聊聊，我奉陪。你也許會感到，中國再照這樣下去，並不像某些遺老遺少大發宏論認為的那樣前途光明。

朋友來京的時間是1993年上半年。

朋友走後不久，黨中央提出了“反腐敗”的口號。新聞媒體陸陸續續地報告了一些貪汙受賄、以權謀私的人和事，以及一樁樁重大的全國性的案件。中央電視台的“質量萬裏行”專題組，忽而大江之南，忽而長城之北，也搞得有聲有色，雷鳴電閃。由朱镕基總理親自掛帥主抓的金融界的整肅工作，使全國的老百姓都出了一身冷汗——怎麽著？國庫都快被挪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