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

中國人碰到一起，總不免首先“吐槽”一通自己的工作，接著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個省，進而抱怨整個中國。許多人備感自己懷才不遇，備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壓抑，備感活得窩囊委屈。

一、哪怕只有一丁點權力

一日一個朋友找到我，商議怎樣才能為她的兩名同事雪恥並伸張正義——她的單位派出一男一女去河北某縣催索債務，於晚九時許，在火車站候車時，被突至的“聯防隊”強行扭到站前派出所，理由是懷疑他們一男一女坐在一隅竊竊私語，有進行“賣淫交易”之嫌。

懷疑不過就是懷疑，沒有口供豈能定案？

口供怎樣來？——打。

男女二人被銬上手銬，分開來逼供。

幾名審訊那女子的聯防隊員圍著她，一個個故作色情相，口出汙言穢語，下流不堪入耳。且動手動腳，滿足一點點邪獰心理。而隔室，一聲聲傳來男同事遭打時發出的哀號。膽小的女人雙手被銬，身遭淩辱，耳聞其聲，抖瑟成一團，不由得心驚膽戰。逼問什麽，供認什麽。審訊者們對細節產生極大興趣。既然他們有興趣，不回答是不行的，不順著他們回答也是不行的。違心地順著他們回答了，他們便發出心理滿足的笑。

聯防隊聽說她是本縣人，父母家在某村，第二天派人去某村通知其父母，交出一千元錢保人。父母惶惶趕來，交了七百元現金，寫了三百元欠條，才保出他們的女兒。

而她的同事，因本地沒有熟人可來保他，身上也沒帶多少現金，繼續被銬在桌腿上熬過了半個白天，寫下一千元錢的欠條，才獲得自由。

我聽了不信，那作副主編的朋友的愛人，有天晚上就將那位同事帶到了我家。那三十五六歲的女人，沒說幾句話便哭了起來。朋友的愛人告訴我，她們單位的領導對此事極為憤慨，許下諾言，誰能伸張正義，使執法犯法者受到應有的懲罰，除了一切費用由單位支付，誰還享受該單位名譽職工的待遇。

我見那女人雙腕上有紫黑色的被銬過的膚痕。一問她，事情過去多久了？

說已半個多月了。

半個多月了，膚痕仍那麽紫黑，可知當時該是怎樣的情形了。

她挽起袖子給我看，雙臂上竟有煙頭燙過的痕跡。

我問她照過像沒有？

她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說要留有證據。

她說她沒想到過這一點。她說丈夫是個烈性子的男人，向朋友借了一支雙筒獵槍，幾次三番地要去找那些聯防隊員算賬，搞得她每天提心吊膽，更操心丈夫別再去闖什麽大禍，對自己遭受的虐待和淩辱，反而已有幾分麻木了。

問她什麽叫“聯防隊”？

她說在她父母居住的那個縣，治安警似乎人數不夠用，雇了一些人。

問是些什麽人？

她說是些農民。

問是些怎樣的農民？

說是些在家裏不願種地，出外打工又嫌掙錢辛苦的青年農民。

問當聯防隊員給錢多少？

說據當地人講，每日三五元錢而已。但是“獎金”多。“獎金”便是各類罰款。大頭兒歸派出所，小頭兒歸他們分。所以，他們多逮人，多罰款，派出所是高興的，也是支持和撐腰的。故對他們的行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時甚至采取鼓勵和慫恿的態度。因為只有任他們使用他們的方式，才能逼獲“保釋金”之類的錢。若由警察去公然地幹，怕多少會有損形象。而他們幹，即使惹出了麻煩，由警察們出面調停、斡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為這件事，我去找過婦聯的朋友，朋友表示同情，但亦表示愛莫能助。我問他是不是不信？他說有什麽不信的？可婦聯每天收到的訴苦信、求助信多了，接待的上訪者也多了。想都管，管得過來麽？其中控告對象直接便是公檢法人員的事件相當不少，婦聯不能總是充當代表婦女姐妹和公檢法對著幹的角色哇？何況，比較而言，我代別人反映的事件，非說嚴重，也嚴重不到哪兒去。至多是個需要進行批評教育性質的問題。人家真的批評教育了沒有，當事人還是個不知道。

我說那所謂“保釋金”總該退給受害者吧？

他說你怎麽這樣傻？“保釋金”不就是他們的獎金麽？既然分發了，還能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麽？

我不死心，代我的“當事人”——盡管我不是律師，但人家找到我，求到我，無形之中的，我也就成了人家的“代訴人”了——給公安部與河北省有關方面發了幾封信，如泥牛入海，空谷無音。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出差從外地回來，妻交給我一張名片，乃是河北省某縣縣委副書記的名片。事情正是發生在那一個縣裏。妻說來客是我復旦大學的校友，高我兩屆，來時還帶了些水果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