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第4/8頁）

他一聽，傻眼了。

但是他也同時犯了倔勁兒——不是想讓我沒法兒走到我的土地那兒去種嗎？那我離開這個村就是了！

當天晚上他背井離鄉流浪到外地去了。

像他這麽一個農民，流浪到哪兒也不是長久的辦法啊！

但他有力氣，不怕臟，不怕累，不怕受歧視，居然在異地他鄉活了好幾年，並且積攢下了一筆錢。

那錢是怎麽攢下的呢？

是與人合夥，在城市裏掏大糞，壓成糞餅子，一車車賣了得來的錢。當年農村缺化肥，一車糞餅子能賣二三十元。但那實際上也是違法的勾當。因為糞既然值錢，城市裏的公廁就不是什麽人隨便都可以掏的。幹那勾當，也是盜的行徑，罪名是“盜糞”。盜糞者們都是半夜三更偷偷地盜。

幸而他幾年中一次也沒被逮著過。

背井離鄉之人大抵是這樣的——一旦積攢下了點兒錢，惦記親人、思念家鄉的心情就更深切了。

於是某一年的年根兒，他出現在村裏，背著半扇豬，雖然衣著非錦，甚至還可以說有點兒襤褸，但他臉上的表情，卻分明呈現著衣錦還鄉的那麽一種意味兒。

畢竟，背著半扇豬呢！

那一年已經是1965年，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一年。那一年隊裏也就是村裏的收成很不好，一半怪天，一半怨人。男女老少都愁眉不展的，不知即將到來的春節究竟該怎麽過活，才能多少過出點兒快樂的氣氛。

我們那一個農民弟兄的出現，使村人們感到憤慨。瞧他這個堅決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的人！他行進在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上的步子是多麽的意氣風發趾高氣揚啊！——趾高氣揚的什麽勁兒呢？

確切地說，村人的憤慨，主要是由他所背的那半扇豬引起的。

他們認為他是在公然挑釁，既是對他們，也是對農村集體化道路，對社會主義。

於是就有人攔住他，譴責他：“你既然非要一個人走私有化的道路，為什麽還雙腳踩在我們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上？”

他也惱火了，振振有詞道：“你們想幹什麽？不過就是一條普普通通的農村土路，在解放前也不至於不許誰走！”

聽聽，這不明明是在攻擊社會主義嘛！

有的村人想，你背回來半扇豬有什麽值得顯擺的？沒有水看你那豬肉怎麽個吃法？

也不用誰下令，他們就輪流把村裏的一口井看守住了——不許他家的人來汲社會主義的井裏的水了。

事實是，他不在村裏的幾年中，不僅他家那三畝幾分地早已歸了集體，凡是他家能參加集體勞動的人，也早已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了。而且，和別的社員們的關系處得還都挺不錯。

都是那半扇豬惹的禍，以及他那一種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仿佛走得不屈不撓、走得特來勁兒的模樣。

至於那一口井，他很清楚——它不是社會主義以後才有的。那是一口古井，解放前好幾輩子的時候就有了。

不許他家的人汲水，他怒不可遏了，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蹦著高罵了起來。

罵些什麽呢？無非罵村裏的人連點兒鄉情都不講，變得徹底地沒了人味而已。

這一罵就驚動了村幹部們。

村幹部們湊在一起統一思想，皆認為太應該好好教育教育這個人了。

而在當年，對一個人的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無非便是召開批判會。

於是，他家裏闖入了民兵，將他倒擰著兩條胳膊押到小學校去了——全村人集合到那兒對他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批判會和批鬥會，原本界限就不很分明，尤其在當年的農村裏更是那樣。結果批著批著，漸漸就變成鬥了。他被逼著站到一張桌子上去了。鬥的非要使被鬥的低頭認罪不可，被鬥的則你們越鬥我越不服。結果，鬥人的都急眼了，被鬥的也急眼了。人們一個沒留神，他做出了一件沖動過火之事——他背後的墻上貼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他猝一轉身，將毛主席像扯下來了，隨之便撕，邊撕還邊說：“叫你們說話不算話！叫你們說話不算話！早知今天這樣，我當年才不那麽積極！……”

一陣肅靜，鴉雀無聲。

他自然幾分鐘後就後悔了，然而後悔也晚了。

眾目睽睽，都看到他做下了什麽事。

那在當年是犯死罪的事。

誰敢把那樣的事壓下呢？沒人敢。

村幹部們連夜向公社匯報了；公社火速向縣裏匯報了；縣裏認為案情實屬重大，匯報到了省裏。

第二天，從省城開來了警車，將他用亮鋥鋥的手銬銬走了。

那一年他已經五十六七歲。

他千裏迢迢背回家裏的那半扇豬，還沒來得及吃上一口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