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不讀書（第3/4頁）

唐詩、宋詞、元曲的水平已各處巔峰，明的文人士子們皆知無望達及，於是他們之“文以載道”的能動性，逐漸轉向了縱論時政方面。可以這樣認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關心國家大事”的。這又因為，元是中國歷史上異族統治漢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所以明之滅元，意味著歷史回到了“正軌”，是對整個漢人的拯救。此時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麽重新將國體設計完美了——許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這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歷史關頭，貢獻繼往開來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於自己的英明。他的設計是中央高度集權，連宰相也不任命，舉凡一切政策法規，更喜歡產生於自己的頭腦。

明是中國歷史上由農民領導，靠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朝代。所謂匹夫登基，草民稱皇。這樣的一個皇帝，治國理政的資質顯然在各階層內心裏都是存疑的。盡管他在南京當皇帝當的挺有魄力，但那當的只不過是半片漢土的皇帝；如今當整片漢土的皇帝了，兩碼事。能力欠足，有待觀察。此種情況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沒溫乎，竟被殺了，且滅族了，歷史結論很可能是——為國為民祛憂，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擁聖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順利地將皇位傳至三代以後，情況則不同了。那時社稷姓朱，便成共識。只要子孫當皇帝當得並不明顯地昏聵無能，別人若起取代野心，顧慮將是很大的——歷史結論將是“篡位”“弑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種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劉邦生前最怕他的“戰友”們做；後來的曾國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歷史上留下“竊國”“亂臣賊子”的罵名。

朱氏深諳此點，故其集權、專制，是要為子孫後代夯實皇基。無論是確有人覬覦他的皇位，還是他自己疑心過重無事生非，總之他不久剪除起“戰友”來，做法心狠手辣，莫須有之織罪，他運用起來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兩點，當然違背他一定要做明君聖主的誓言。明不明聖不聖的，不在他考慮的範圍。目的卻達到了，命官們特別是些個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於是都緘默其口了。他們終於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實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於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學生。

集權也罷，專制也罷，對一個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卻往往立竿見影。並且，他的某些國體設計和主見，在當時也算考慮獨到，例如盡量避免戰事發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祿標準親訂，以防滋生腐敗；軍費由國庫直接撥給，以杜絕軍方勒民現象；留在漢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數民族，不得在本族間婚配。不論嫁娶，一方必得是漢人。以強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裏帶著的劣基因，是無論多麽英明的皇帝都無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問題顯現了——明初，內外官員兩萬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萬；嘉靖時，全國每年供給於京師的糧食四百萬石，僅各王府祿米卻已達到八百五十三萬石。即使年光持續良好，風調雨順，每年的貢米也不足京師所需之半。只得通過“加派”，增收賦稅，民不聊生，怨載道矣。

不世襲，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見，而世襲成律，必然失控，狀況頻出——晉王第三子慶成王，妻妾眾多，生百子，俱長成。長子襲爵，余九十九子並封鎮國將軍——此明前朝代絕無之事。家世余蔭，福澤無窮之代，且多為酒囊飯袋行屍走肉之輩。“出則車輿，入則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學無術。

世襲資格的鞏固，須官場互相幫襯，攀權附勢，結黨營私之風於是盛行，潛規則遂成常態。而皇室的存在，卻又不得不依賴此種常態的“忠心擁護”。

朝廷慣以門第用人，雖科舉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難通過那獨木橋謀得一官半職。於是他們棄了儒家典籍，轉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尋找慰藉，消解怨悶。

墨子曰：“尚賢者，政之本也”；“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荀子曰：“雖王公世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形，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黃宗羲著文痛批當時情況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當然他的憤言是說在晚明，僅在小範圍傳播，否則性命難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統稱。明中期開始分化，晚期顯然——仕途順達者，依然視儒家經典為真聖真賢之書；對科舉心如死灰者，逐漸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響漸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無非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或許他們中不少人並非真的認為民應該多麽的貴，與四百多年後蔡元培提出“勞工神聖”的口號，情懷未必相同。但他們表達不滿，須有夠高尚的理論支點，“民貴君輕”“社稷共屬”，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們之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