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不讀書（第2/4頁）

元九十八年的統治時期，科舉是基本廢掉了的。沒法不廢。若延續，考什麽呢？還考四書五經？豈不等於替漢人招文化之魂嗎？科舉一廢，“往聖”之學的繼承，便從公開轉入了“地下”，由塾授館授轉入了秘密的家傳族授——而這是危險的，一旦有人告發，很可能被視為“懷復宋之心”，因而大禍臨頭。

在元九十八年的統治下，漢民族的傳統文脈差不多是斷了運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雜劇；關、馬、白、鄭而已。

散曲初現於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於是有別民族的語言風格。與唐詩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屬於底層人的最愛，聲靡於瓦舍勾欄之間。至宋，詞風甚盛，散曲之聲寂焉。

元使漢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淪落，亦不再敢以詩詞抒情明志，遂將被壓制的文才轉向了散曲。因這專業群體的參與，散曲也多了幾分瑰麗旖旎。

但細論起來，散曲的嚴格定義，應是——元統治時期由漢民族發揚其魅力的文學現象。關、馬、白、鄭四大家，皆漢人也。

先是，蒙古軍團滅金後，他們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長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則死路一條。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務於元。蒙古軍團攻南宋時，關漢卿曾以醫職服務之。而南宋即滅，七旬老翁關漢卿逝於江浙一帶，比關漢卿年輕許多的馬致遠還在浙江一帶做過元朝的小官。正所謂“國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關也罷，馬也罷，他們的劇作，其實無敢以元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為背景。若以元為背景，則肯定悲也是罪，諷也是罪，怎麽著都肯定是罪。而以宋為背景，好寫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歡離合，嬉笑怒罵，元統治者都當其是在反映“萬惡的宋朝”。

白樸和鄭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數。

元統治者的眼，對他們這些漢裔文人，盯得很緊，身家性命不能輕，又哪裏敢以劇作造次呢？

至於他們在散曲、雜劇方面的成就，後世好評多多，已獲公認，不贅評。

單以馬致遠一首《雙調》為例，其胸中糾纏郁悶，足見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屈原堅持節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誰醉誰醒，爭個什麽勁啊！

元的亡，亡於作為統治集團，自身文化積澱淺，又不善於取長補短，充分利用“漢家”文化之“先進”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點上卻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這位因人生潦倒而當過和尚，也當過起義軍首領的皇帝，對孔孟之道還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時，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會行仁政，做個好皇帝。因為他有此種表態，當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揚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許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某個冒失鬼，哪壺不開提哪壺，順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混賬話”——對一切帝王，那話肯定是“混賬透頂”且振聾發聵的。朱皇帝當時就火了，要傳旨將孟子捉到砍了。這事正史上未提過，野史中傳得很廣，可信度不高。向來孔孟並提，凡是個漢人，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盡管在元朝被“冰凍”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學播在了一代代漢子孫心裏呀。

雖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變成了孔子一人之道，這卻是真的。結果“亞聖”被剝奪了“聖”名，連其塑在文廟中的像，也遭搗毀，當垃圾清出了文廟之門。

政治本不是誰都“玩”得的國之頂層大事，偏偏孟子尤愛議政。這一點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復禮”，關於政治很少發議論。最有冒犯意味的話，不過就是“苛政猛於虎”。帝王皇上可當諍言來聽，沒有顛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順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廣大漢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萬，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達官顯貴及地主階級名下，實際上絕大多數農民幾乎都變成了佃戶。而且，元代加強了對最底層人的戶籍管理，被劃入另冊將世代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們除了造反，再無別種改變命運的可能。天災戰禍，亦使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遊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敗加速了它的滅亡，可謂支撐乏術。

朱皇帝在文化上獨樹孔子之後，不久恢復了科舉。這給元時“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們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頭，都以亢奮之心躋身於科舉“管道”，於是傳授入仕經學的書院書館及塾學堂，如雨後春筍。

實際上，元時以私人學名開館授業的現象更司空見慣，最多時達四萬幾千處，而明中期才一萬幾千處。這是因為，元朝廷與軍隊逃離中土之際，不但帶走了蒙古人，也卷挾走了不少漢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達到六千余萬。而明的院、館、塾，與元有本質不同。後者所教授，在廢了科舉的情況下，只能以藝技為主業，即謀生手段，如現在的“文藝培訓班”；而前者，則又重新祭起了“修齊治平”的經世之道的旌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