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民為貴”抵過半部《道德經》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布了遜位詔書，聲明“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詔書是“大內”一等筆杆子所作，文采俊雋，有一吟三嘆之韻，含催人淚下之情，端的屬於極品美文，可與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有一比。仿佛彼們自打入主漢家，朝朝暮暮與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但同舟共濟，而且親如魚水一般。似乎彼們的棄權，是一百二十分對不起老百姓的內疚之事。

清朝的完結，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國體之崩潰，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動搖和喪失過程。封建國體與封建文化，如蛤蜊的雙殼，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為殼內絕對不會產生珍珠。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並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碼不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罪孽更大。在中興時期，勵精圖志的作為可圈可點。但是像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一樣，根本無法克服專制和腐敗兩種遺傳其身的“合並癌”。於是規律性地由迷戀專制而視進步為天敵，由腐敗而腐朽終至晚衰、沒落、不可救藥。既迷戀專制又想不怎麽腐敗完全是異想天開。因為越企圖持久地專權便越會使勁加碼地專制，也就越會強調其特權的絕對性和全面性，於是特權漸趨無限大，而腐敗也就似乎不算腐敗，不足論道了，於是不可救藥。

封建國體由於先天的“合並癌”，其延續是一種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興階段也是如此，好比帶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時期顯現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談到封建文化，無論如何也是繞不開孔子的，並且一向會使後人聯想到與他同時期的老子，以及後來的孟子與“諸子百家”。

我偶談孔子時，頭腦中同時會出現兩種“標簽”——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封建時期思想家。正如一談到孔雀和天鵝，美麗與優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時在頭腦中出現。

研究孔子的學者和尊崇孔子的後人，似乎更喜歡說他是偉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沒有什麽歷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國度。

而且人類社會的封建時期也並非便是一無是處的時期，封建時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國的春秋時期能產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證。

同理，封建思想並非一概地一無是處。偉大的封建時期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乃在於其思想不但有益於促進當時之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對於當代的人類社會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遺產的價值。

不能要求孔子當年具有現代民主思想，這樣要求古人既不客觀也不厚道。亦不能因為孔子當年並沒宣講過多少有點兒現代民主意識的思想而否定其偉大性，正如不能責怪古人僅僅發明了算盤而並沒進一步研發出計算器而覺得算盤之發明不偉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對中國影響最悠久和深遠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智”非指心機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麽，孔子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傳播好人文化而實現其對於好社會的理想。

我們當下中國人每每熱議的話題是——好社會之實現，好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好人多起來的作用更大。

竊以為，二者是不該對立而談的。若一種制度較開明，並且在向著更開明發展，那麽當然好人越多，發展越順利。反之，做好人難，幾乎只有做順民。但若想要將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變，那就還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嗎？於是人的作用凸顯了。

在此點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鼓吹制度決定論的胡適，竟也同孔子一樣，在民國時期將社會進步的希望一度寄托於所謂“好人政府”。

胡適心目中的好人，與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轍，無非是君子式的肯為社會進步奉獻能力的人。

孔子當年也是面臨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問的。他倒沒什麽帝王崇拜，他內心裏肯定是主張天下為公的；他將帝王也視為可以通過好思想化為“明君”“仁主”的人——他認為如此一來，好制度自然會由“明君”“仁主”來開創的。在他所處的時代，“君”與“君”是不一樣的，有的“君”確實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從前，春秋前邊的歷史中，也確實有所謂“明君”“仁君”產生過。所以，便不能認為他那麽思想簡直是腦子進水了，完全違背社會良性發展之邏輯。

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後，在日軍大舉侵華，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之際，現代民主啟蒙思想家胡適，向當局有關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職的清流之志，自薦要當“駐日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