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好與壞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依我看來，至1912年清朝皇室發布遜位詔書前，史況本質上是一樣的——國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權統治下的“子民”，百姓創造之財富任由皇家收繳、支配甚至窮奢極欲地揮霍。區別在於，僅僅在於，若子民幸運，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謂“仁君”在位的年代，並且無外患，無內亂，朝廷由賢臣良將組閣頂層領導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災害發生；那麽，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百工得以蓬勃發展，士人安分，商賈活躍——便會被史家說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與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點在於——前者對“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頌德；後者則大不以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統治集團的頭子，“總舵把子”，所謂“仁”與“明”，不過是統治術玩得高超。歸根結底，是為了家天下能“千秋萬代”罷了。而所謂賢臣良將，也不過是皇家的優種鷹犬。如此看來，“仁君”與暴君、庸君，賢臣良將與奸相惡臣就沒本質區別了。

我年輕時是很接受後一種史觀的，奉為圭臬，以為是與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斬斷的絕裂。

後來讀的史書多了點兒，領會的史觀豐富了些，看法有所改變。

這我真的要感激胡適。

他那句“立論總要公允”的話對我影響很大，很深。他似乎在此話之前或之後還加了“要厚道”三字。他的話並非針對歷史研究，而是指人與人辯論甚至論戰時的態度。他們是對個人修養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認為旨在以文字為武器一心“擊斃”論敵的粗暴辯論態度是不可取的，屬於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徑。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適！

竊以為，對待歷史，尤當立論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會更接近史實一點兒。

比如武王創周後的執政表現，確比他號召諸侯所推翻的商紂王的統治人性化得多。而商紂王，則十足是變態的惡魔式的暴君。孔子以“克己復禮”為己任，對弟子們反復強調“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劉邦立漢做了“天子”後，也確實與秦二世的暴戾昏聵有別。

包公、海瑞、楊家將、嶽家軍等等被後世人一再以戲劇、評書的形式歌頌，不能僅以民智愚昧而論。

即使那些治國表現總體上與“仁”不沾邊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員，只要在某事上表現了對民的一次一點善舉，使民間疾苦從而減輕了些，使社會制度從而人性化了些，也當予以承認、肯定。此種對歷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態度的養成，有益於當代人對當代事之立場的客觀。

舉例來說，自啟夏以降，奴婢現象便存在矣。當時女奴並不叫婢，叫婢是後來之事。至先秦兩漢，戶籍制度逐漸形成，至魏晉時，已較定型。至唐宋，更加成為國法之一項內容。

那種國法規定，戶籍分為皇族、貴族、軍籍、民籍、賤籍——分類造冊登記。

貴族雖貴，因與皇族並無血統關系，與皇族在法辦方面還是有區別的。陳世美只能算是“國戚”，不能與血統上的皇親混為一談。若他是皇帝的親兄弟，親子侄或叔伯之親，包文正能否真的鍘得了他，或還敢不敢鍘，也許將是另一回事了。封建之所以謂封建，血統是至上的。至上到什麽程度？老婆那邊的親戚，該殺那也是按倒了就殺的。理論上國丈殺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沒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而皇後的三親六戚若犯了法，該怎麽處置，全看皇帝對皇後的寵愛程度。

再說古代的戶籍——士農工商皆屬民籍。農業之國，國稅主要依賴農民繳納，故農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邊。士人中出“幹部”，出皇家倚重的棟梁之材，茲事體大，雖同在民籍，地位突顯。

而所謂賤籍，從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來越蕪雜。到明晚期，已細分為官戶、雜戶、樂戶、疍戶及墮民等種類了。

官戶並非是指官員的戶籍，而是指戶籍雖直隸“農司”，但身在官府，聽命行差於大小官員的下等民，多為戰俘後代；地位比奴婢略高，卻也高不到哪兒去。他們只能在相互之間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農工商，違者杖百。沒有武松那等抗擊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雜戶乃指被判以“謀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後代；後代的後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頒詔書，謂“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當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這“道統”的改革自然是進步。我們今人偏不以為然的話，那麽今人又成了什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