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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園藝一樣，這種發展是上面種植（或預備好隨時可種植）和下面成長的混合。政府和統治階級的精英分子，當他們在制定新的國定假日（如1880年法國規定7月14日為國慶日），或發展出英國君主政體的儀式化（自19世紀80年代，便越來越趨向神聖性和拜占庭式）時，他們很清楚這樣做的意義。[18] 事實上，在1867年選舉權擴大以後，英國的法律詮譯者，仍明白地將憲法區別為“有效的”部分和“莊嚴的”部分。前者是統治借以進行的部分，後者的功能則是讓民眾在被統治時心悅誠服。[19] 大量巍峨的大理石等石材建築物在專家的規劃下填滿國內空地（政府急切地想借此證實其合理合法性，尤其是在新德意志帝國），而這項計劃除了充實無數建築師和雕刻家的荷包之外，並不具任何藝術上的好處。英國的加冕典禮，此時已為了吸引民眾注意力而自覺地組織成政治意識形態形式。

可是，他們並沒有創造出在感情上令人滿意的儀式和象征。他們只是發現和填補了一個空虛之處，這個空虛之處是自由時代的政治理性主義所造成的，也是向民眾表態的新需要和這些民眾本身的改變所造成的。在這一點上，傳統的發明和同樣產生在這幾十年間的對於大眾市場、大眾展覽與娛樂商業的發現，是並行不悖的。廣告業雖然是美國內戰之後的發明，卻直到此時才首次獲得應有的認知。海報便是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的產物。一種共同的社會心態（“群眾”心理學已成為法國教授和美國廣告大師的熱門話題）將1880年開始舉辦的“皇家馬術比賽”（Royal Tournament，一種公開展示的軍事和戲劇表演活動）和黑池海邊（新興無產階級的喧囂遊樂場）海邊的燈飾聯想在一起；將維多利亞女王和柯達（Kodak）女郎（20世紀最初10年的產品）聯系在一起；將威廉皇帝為霍亨索倫家族統治者（Hohenzollern ruler）豎立的紀念碑與（法國畫家）勞特雷克（ToulouseLautrec）為著名雜耍藝人所繪的海報銜接在一起。

在那些自發的民間情感可資開拓操縱的地方，或可將非官方群眾活動涵括進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動出擊，自然會獲得最大的成功。法國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慶日，是因為它一方面喚起了人民對大革命的眷戀，另一方面滿足了人民對法定狂歡節的需求。[20] 德國雖然用了無數噸的大理石和其他石材，還是無法將皇帝威廉一世尊為國父。但是，當偉大的政治家俾斯麥（被皇帝威廉二世革職）逝世之際，政府卻乘機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義的熱忱，這種熱忱讓德國人豎立了上百根“俾斯麥紀功柱”。反過來，非官方民族主義也在軍事強權和全球野心的驅使下，被焊接到其素來反對的“小日耳曼”（Little Germany）當中。這一點可由《德國至上》（Deutschland Uber Alles ）戰勝比較謙和的國歌以及新興普魯士德國的黑白紅旗戰勝舊有的1848年黑紅金旗當中看出。這兩項勝利都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21]

因此，當時的各個政權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戰爭，想要控制各種足以代表其境內人民的符號和儀式，尤其是通過對公立教育制度（特別是小學，也就是民主國家以“正確”的精神“教育我們未來主人翁”［這是羅伯特·羅（Robert Lowe）1867年的措辭[22] ］的必要基礎）的控制；而在那些教會不具有政治可信度的地方，則是借由對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儀式的控制。在所有這些象征之中，最強有力的或許是音樂，其政治形式為國歌和軍隊進行曲。在這個蘇澤（J. P. Sousa，1854—1932）和愛德華·埃爾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時代，國歌和軍隊進行曲都被拼命演奏。（在1890—1910年間，為英國國歌所譜的曲子，其數量之多，空前絕後[23] ）當然，國旗是最重要的象征。在沒有君主的地方，國旗本身便可以在實質上具體代表政府、國家和社會。美國學校每日舉行的升旗儀式自19世紀80年代晚期開始推廣，終於成為普遍的做法。[24]

擁有可資動員而且普遍為人所接受的象征的政權，實在是無比幸運。比方說，英國君主便是一例。他甚至以勞動階級的節慶——足球協會杯決賽——作為他每年出席各種場合的首站，以借此強調大眾公開儀式也可等同於大規模壯觀場面。在這一時期，公開的政治儀式場地（如德國國家紀念碑周圍）和可兼作政治活動場所的新運動場和運動館，都開始成倍增加。較年長的讀者，應當還記得希特勒在柏林運動宮（Sportspalast）所發表的演說。而可以與某個擁有大規模民間支持的偉大奮鬥目標相結合的政權也是幸運的，例如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以及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