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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推進的民主化運動其實才剛開始要改變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時已十分明確，對那些國家統治者及其所要維護的階級而言，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嚴重的問題。其中之一是維持國家的團結，乃至存在的問題，在面臨民族運動的多國政治中，這個問題顯然已萬分急迫。在奧匈帝國，它已經是政府的中心問題，而即使是在英國，大規模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也粉碎了已確立的政治結構。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維持國內精英分子認為是切合實際的政策的持續推行，尤其是有關經濟事務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認為的那樣，會不可避免地幹預資本主義運作並導致不良後果嗎？它不會威脅英國所有政黨都絕對擁護的自由貿易嗎？它不會威脅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經濟政策的根本原理嗎？它不會威脅到金本位制度嗎？最後一項威脅在美國似乎已迫在眉睫。19世紀90年代民粹主義的大規模動員，其最激烈的言辭便是攻擊——援引其偉大的演說家布賴恩的話——將人類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之舉。比較一般化，卻也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面臨以社會革命為訴求的群眾運動威脅時，該如何保衛既有社會的合法性，甚至其實際生存。這些威脅之所以非常危險，是因為經由鼓動選出但又時常因無法協調的黨派沖突而告分裂的議會，其效能顯然不高，而不再以擁有獨立財富之人為基礎，反以依靠政治興家致富之人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又無疑是腐敗的。

上述現象都是我們所無法忽視的。在分權的國家，例如美國，政府（也就是總統所代表的行政部門）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於民選議會的，不過也很可能因權力的制衡而癱瘓。（但是民主選舉總統又會招致另一重危險。）歐洲式的代議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舊式王權的保護之下）在理論上必須依靠民選議會，因此其各種問題更是難以克服。事實上，這些政府好像進出旅館的旅行團一樣來來去去——一個國會的多數黨崩潰，另一個就繼之主政。歐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國——或許是這項紀錄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歐戰爆發的39年間，法國一共有過52個內閣，而其中只有11個維持了一年或一年以上。誠然，同樣的名字往往在這些內閣中一再出現。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續，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設的、非由選舉產生的和隱形的官僚人員手中。至於說腐敗，它也許不會超過19世紀初葉的情形：19世紀初，像英國這樣的政府，也會將名副其實的“國王下面的肥缺”和賺錢的閑差分配給他們的親戚和侍從。可是，即使它實際上沒超過19世紀初葉的情形，它也表現得更為明顯，因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須用種種方法兌現他們對商人或其他利益團體的支持或反對。而使這種腐敗更顯突出的原因在於：至少在西歐和中歐，清廉是常設的資深公務員和法官的必備操守——在法治國家，此時他們大多仍受到保護，並沒有選舉和贊助的顧慮（只有美國是一大例外）。［然而即便是在美國，1883年也成立了一個“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為獨立於政治贊助的“聯邦文官體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礎。但是，贊助在大多數國家仍較通常所假設的更為重要］。政治上的腐敗醜聞不僅發生在對金錢轉手不加掩飾的國家，例如法國（1885年的威爾遜醜聞，1892—1893年的巴拿馬醜聞），也發生在對金錢轉手加以掩飾的國家，例如英國［1913年的馬可尼（Marconi）醜聞，兩個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和魯弗斯·伊薩克斯（Rufus Isaacs）——日後的最高法院院長和印度總督——均牽連在內］。［在凝聚性甚高的統治名流內部，令民主觀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驚的交易，並不罕見。曾任財政大臣的倫道夫·丘吉爾勛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溫斯頓·丘吉爾之父，欠了羅斯柴爾德大約6萬英鎊；羅斯畢爾德對英國的金融興趣是可想而知的。這筆債的大小，可用下列數字說明：這筆錢相當於那年英國所得稅總額的0.4%。］[10] 當政府基本上可說是以政治恩惠購買選票的辦法來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時，議會的不穩定當然可能與貪汙有關——政治恩惠幾乎無可避免地皆具有財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雲，意大利的焦利蒂便是利用這一策略的高手。

當時社會的上流人士，對於政治民主化的危險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對大眾日益增強的中心地位的危險性，也有深切了解。從事公務之人對此皆憂心忡忡。比方說法國正派言論的堡壘——《時代》（Le Temps ）和《兩個世界雜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編輯，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顧名思義的書——《普選權的創立：現代國家的危機》（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State ）[11] ，而好學深思的保守黨殖民地總督和日後的閣員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則曾在1902年私下稱英國的國會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12] 。不僅如此，19世紀8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文化普遍的悲觀主義（參見第九章和第十章），無疑反映了領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隨者拋棄的感覺；呈現了高級精英擋不住平民的感覺；說出了受過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養的少數人（也就是有錢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剛從目不識丁或半野蠻狀態解放出來的人”欺淩的感覺[13] ，也表達了被那股日漸洶湧的平民文明潮流所淹沒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