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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形勢只是一步步地發展，而隨著各國內部情況的不同，發展也不甚均衡。這種情形使我們不太容易對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做個比較通盤性的考慮，而就算做了也幾乎沒有意義。使無數政府和統治階級陷於類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紀80年代起在國際上突然出現的大規模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參見下一章），不過，在事過境遷的今日，我們可以看出它們並不是僅有的使政府頭痛的運動。廣泛地說，在大多數有限憲政和有限選舉的歐洲國家，自由資產階級在19世紀中期所擁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紀70年代已逐漸崩潰。就算不考慮其他理由，這至少也是“大蕭條”的副產品。1870年在比利時，1879年在德國和奧地利，19世紀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國，除了偶爾的短期掌權之外，自由資產階級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來的新時期，歐洲再也沒有出現同樣的政治模式。不過在美國，曾經領導北方贏得內戰勝利的共和黨，基本上贏得了總統的連任，一直到1913年為止。只要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者像革命和“分離”之類的基本挑戰可以擋在議會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組那些既不想威脅政府又不想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士的辦法，來應付議會中的多數黨。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問題和挑戰都是可以擋在外面的。不過，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突然出現了一個頑強好鬥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集團。這個集團存心瓦解英國下議院，並在下議院中扮演著關鍵的少數派角色。它的出現立刻改變了議會政治，以及跳著端莊的雙人芭蕾的兩個政黨。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輝格黨中的百萬貴族和自由黨商人匆匆加入保守黨，而這個保守並且反對愛爾蘭自治的政黨，日漸發展成土地財主和大商人的聯合政黨。

在別處，形勢雖然更戲劇化，事實上卻比較容易處理。在西班牙的王權恢復（1874年）之後，反對者的分裂（共和黨為左派，王室正統派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時間掌握政權的卡諾瓦斯（Cánova s，1828—1897），可以操縱政客並舉行一次毫無政治意義的農村選舉。在德國，互相沖突的成分相當軟弱，以致俾斯麥可以在19世紀80年代從容統治，而奧匈帝國可敬的斯拉夫黨派的溫和作風，也有利於文雅時髦的塔弗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執政）。法國的右派拒絕接受共和，它是選舉中永遠的少數黨，但由於軍隊沒有向文人當局挑戰，因而，共和政體在歷經無數次的震撼危機（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後，仍能屹立不墮。在意大利，梵蒂岡對世俗和反教權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輕易地執行將反對政府者轉化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實際上，對政治體系唯一真正的挑戰處於議會之外，是來自下面的反叛，但是，當時的立憲國家對此還不必太過擔心，而軍隊，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稱的西班牙，也沒有什麽動靜。不過，在叛變和武裝士兵都不時可見的巴爾幹國家和拉丁美洲，軍隊乃是政治體系的一部分，而非潛在的挑戰者。

但是，這種形勢卻似乎無法持久。當各個政府面對政治上顯然無可妥協的勢力的興起時，它們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壓制。善於操縱有限選舉權的政治高手俾斯麥，當他在19世紀70年代面對他視之為向“群山之外”的反動梵蒂岡效忠的有組織天主教群眾時（因而有ultramontane一詞，其義為“山外之人”，引申為“教皇至上論者”），竟手足無措，只好對他們展開反教權戰爭（所謂19世紀70年代的文化鬥爭）。面對社會民主黨的興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布這個政黨是非法的。由於回復到明目張膽的專制主義看來已不可能，事實上也不可思議（被禁的社會民主黨也獲準推出其候選人），因此他在這兩件事的處理上都失敗了。政府遲早都必須容忍新的群眾運動——對社會主義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麥失勢之後。奧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落入具有煽動性的基督教社會黨（Social Christian）之手以後，三度拒絕該黨的領袖盧傑擔任維也納市長，直到1897年才接受這件已成定局的事實。1886年，比利時政府以武力鎮壓了工人的罷工和暴動風潮（西歐最惱人的風潮），並將社會主義者逮捕入獄，不論他們是否牽涉騷亂。可是7年之後，在一次有效的總罷工推動下，比利時政府只得承認某種普遍的選舉權。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擊西西裏的小農，1898年打擊米蘭制造業工人，可是，在米蘭制造了50具屍體以後，政府改變了方向。廣泛地說，19世紀90年代這個社會主義釀成群眾運動的10年，代表了一個轉換點。一個新的政治戰略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