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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述時期開始於在歐洲統治者及其驚恐的中產階級當中所爆發的國際性歇斯底裏症，這種歇斯底裏症乃是1871年為時短暫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的。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後，勝利者對巴黎居民展開大屠殺。這場屠殺的規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紀國家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甚至以我們今日比較野蠻的標準來看，也十分可觀（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會所發作的這場短暫、殘忍，卻也極具當時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資產階級政治的一個基本問題——民主化。

誠如睿智的亞裏士多德（Aristotle）所雲：民主政治是人民大眾的政治，而大眾整體而言是貧窮的。窮人和富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其利害關系顯然不會一樣。但是，就算我們假設這兩個階級的利害關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作家所謂的“上流人士”一樣。這便是19世紀自由主義的基本困境。自由主義雖然聽命於憲法和選舉產生的獨立議會，但它卻借著不民主的作風盡量回避它們，也就是說，它不賦予大多數本國男性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遑論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書所論時期開始之前，民主的穩固基礎是建立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時代講究邏輯的法國人所謂的“法定國家”（the legal country）和“實質國家”（the real country）之間的區別上的。維護“法定國家”或“政治國家”的防禦工事，乃是投票權所需的財產和教育資格，以及在大多數國家當中已經制度化的貴族特權（如世襲的貴族院）等。自“實質國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國家政治範圍的那一刻起，這種社會秩序便有了危險。

如果那些無知粗俗的民眾，那些不了解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的優美和邏輯的民眾，控制了各國的政治命運，那麽政治上將發生怎麽樣的事呢？他們很可能會走向引爆社會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會革命的短暫出現，曾使衣冠之士大為驚恐。古代暴動式的革命似乎不再迫在眉睫，但是，隨著投票權逐漸擴大到擁有財產和受過良好教育以外的階級，革命的危險難道不會尾隨而來？難道這種情形不會像未來的索爾茲伯裏勛爵（Lord 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樣，不可避免地導致共產主義嗎？

可是，自1870年後，大家已越來越清楚地看出：各國政治的民主化已勢所難免。不論統治者喜歡不喜歡，民眾都會走上政治舞台。而後者也的確這麽做了。19世紀70年代，法國、德國（至少就全德國而言）、瑞士和丹麥，已經實行了建立在廣大投票權（有時甚至在理論上是男性普選權）基礎上的選舉制度。在英國，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幾乎將選民人數增加了四倍，由占20歲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為爭取選舉權民主化的改革而舉行的總罷工後，比利時於1894年擴大了其選民人數，從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將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隨著1905年革命，芬蘭更獨樹一幟地將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擁有選舉權。1908年，瑞典選民人數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齊。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奧地利那一半已實行普選；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進。在歐洲以外，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當然已稱得上是民主國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為民主國家。以日後的標準來說，這種民主化尚不完備——一般所謂的普選權，其選民人數都只介於成年人口的30%—40%之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婦女的投票權也不再僅是烏托邦式的口號。19世紀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邊緣有了最早的婦女投票權——美國懷俄明州（Wyoming）、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間，民主的芬蘭和挪威也賦予了婦女投票權。

雖然這些發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識形態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們的各國政府對它們並不熱衷。讀者們已經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來最徹底、最具有歷史傳統的民主國家，如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也是到相當晚近才決定放寬其選舉權，更別提直到1918年仍拒絕有系統的民主化的荷蘭（不過，荷蘭和比利時的選民人數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們（而非某些極左派）尚能控制選舉的時候，也許會聽任選舉權做預防性的擴充，法國和英國的情形或許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麥一樣的憤世嫉俗者，他們相信民眾在投票時仍會秉持傳統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說的無知和愚蠢），因此他們認為普選將會加強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麥也寧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國的普魯士冒險嘗試，他在普魯士仍維持了絕對親右的三階段投票制。事實證明這種防備是聰明的，因為大眾選民已無法由上層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於人民的暴動和壓力，便是順應他們對國內政治沖突的估計。在這兩種情形下，他們都害怕迪斯雷利（Disraeli）所謂的“輕舉妄動”所導致的可怕後果。誠然，19世紀90年代的社會主義騷動以及俄國革命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強化了民主運動；不過，不論民主化是以何種方式進行的，在1880—1914年間，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已順應了這個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經無法再行拖延。自此，問題就變成該如何操縱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