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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政治告解式的群眾運動，其興起卻頗受羅馬天主教會的阻撓。羅馬天主教會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團體，具有最驚人的動員和組織其信徒的能力。自從1864年的《現代錯誤學說匯編》和1870年的梵蒂岡大公會議起，政治、黨派和選舉便是羅馬教會想要摒棄的悲慘的19世紀的一部分（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四章）。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有些以謹慎的態度建議在某種程度上與當代思想妥協的天主教思想家，他們的備受排斥可以證明天主教會此時仍舊不接受這類思想（1907年，教皇庇護十世曾譴責“現代主義”）。除了完全反對和特別維護宗教實踐、天主教教育、教會“易受政府損害以及易受政府與教會的不斷沖突損害”的制度以外，在這個世俗政治的煉獄世界，天主教會還能有什麽政治活動呢？

因此，雖然——正如1945年後的歐洲歷史將證明的——基督教政黨的政治潛能很大（在意大利、法國、聯邦德國和奧地利，它們脫穎而出，成為主要政黨，而且除了法國以外，至今仍是主要政黨），雖然這種潛能顯然隨每一次選舉權的擴大而增加，但是教會卻拒絕在它的支持之下組成天主教政黨。不過，自19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教會也認識到了將工人階級由無神論的社會革命爭取過來的好處，以及照顧其主要支持者——小農——的必要。然而，雖然教皇對天主教徒關心社會的新政策給予祝福［1891年的新事件通諭（Encyclical Rerum Novarum）］，教會對於日後將創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基督教民主黨的人士，卻抱懷疑態度，並不時予以敵視。教會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這些政治人物就像“現代主義者”一樣，似乎已與世俗世界不可取的趨勢妥協，也因為教會對於新天主教的中間和中下階層核心分子感到不安，這些城市和鄉村的核心分子在不斷擴張的經濟中爭取到行動空間。偉大的煽動政治家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er，1844—1910），是在違抗奧地利神職組織的情況下，於19世紀90年代成功地創立第一個主要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政黨［即今日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前身，該黨在1918年後的大半時間統治著獨立的奧地利］。該政黨以反猶太主張征服了維也納中下階級。

因此教會通常支持各種各樣的保守或復古政黨，或是多民族國家內附屬天主教的民族以及沒有感染世俗病毒的民族主義運動，它和這些團體保持了良好關系。它通常支持任何人反對社會主義和革命。因此，真正的天主教民眾運動和政黨，只見於德國（它們之所以產生，是為了反抗19世紀70年代俾斯麥的反教士運動）、荷蘭（該地所有的政治活動皆采取信仰組合的方式，包括基督新教的和非宗教性的組合）和比利時（早在民主化以前，天主教徒和反教士自由黨員已形成了兩黨政治）。

基督新教的宗教政黨甚至更為稀少，而在它們存在的地方，信仰的要求往往與其他口號合而為一：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如在大多不信奉國教的威爾士人中間），反民族主義［如反對愛爾蘭自治而願與英國聯合的阿爾斯特（Ulster）新教徒］，自由主義（如英國的自由黨，當古老的輝格黨貴族和重要的大企業在19世紀80年代向保守黨投誠之後，不信奉國教的團體更因之得勢。不信奉國教者指英格蘭和威爾士非英國國教的新教徒）。而在東歐，政治活動中的宗教自然是無法脫離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包括俄國的國家民族主義。沙皇不僅是東正教領袖，而且也動員東正教徒抵制革命。至於世界上的其他偉大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儒教），更別提局限於特殊群落和民族的教派，在受其影響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範圍之中，並不知道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存在，而西方民主政治也與它們毫不相幹。

如果說宗教具有深厚的政治潛力，那麽民族認同同樣是一種不可輕視而且事實上更有效的推動力。在1884年英國投票權民主化之後，愛爾蘭民族主義政黨贏得了該島上所有的天主教席位。在103個議員當中，有85個形成了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查爾斯·斯圖爾德·帕內爾（Charles Steward Parnell，1846—1891）背後訓練有素的方陣。在任何選擇以政治來表達其民族意識的地方，德國和奧地利的波蘭人顯然會以波蘭人的立場投票，捷克人則以捷克人的立場投票。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那一半，便因這種民族劃分而告癱瘓。事實上，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的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多次暴動和反暴動之後，其議會政治已完全崩潰，因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議會中成為多數。1907年奧地利普選權的誕生，不只是對壓力讓步的結果，也是為了動員選民大眾去投非民族政黨（天主教，甚或社會主義）的票，以對抗勢不兩立、爭吵不休的民族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