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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的操縱辦法還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對普選產生的議會權力加以嚴格限制。這是俾斯麥的模式，亦即將德國國會（Reichstag）的憲法權力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則借著經由特殊（和權重的）選舉團體和其他類似機構所選出的第二議會——有時（如在英國）是由世襲的議員組成——來節制民主的代議會。財產選舉權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並借由教育資格予以增強（比方說，在比利時、意大利和荷蘭，受過較高教育之人擁有額外的選舉權；英國則為大學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開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議會政治。這種“變種的投票權”（英國人的稱謂），還可利用為己黨利益擅自改劃選區的有效設計（奧國人所謂的“選舉幾何學”）而予以加強。這種設計是借著篡改議員所代表的選舉區，而將支持某些政黨的力量極小化或極大化。對那些膽小或謹慎的選民，可用公開投票的方式對他們施加壓力，在有權有勢的地主和其他贊助人的監視之下猶然。丹麥把公開投票一直維持到1901年，普魯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紀30年代。如美國城市領袖所熟知的，贊助可以產生為某種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動的政治組織。在歐洲，意大利的自由黨員喬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已被公認為隨從主義政治學的高手。投票年齡的最低限制頗富彈性：由民主瑞士的20歲到丹麥的30歲不等。當投票權擴大之際，年齡限制往往也會提高一點兒。而借由復雜化的過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從而簡單破壞其效力的行動，也始終不乏新例。在1914年的英國，估計約有半數工人階級，是經由這個辦法被剝奪其公民權的。

不過，這些制動策略雖然可以使政治車輪趨向民主政治的運動減慢，卻無法阻止它的前進。西方世界（1905年以後甚至包括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漸擴大的普通人民為基礎的政治制度。

這些制度自然會導致為了選舉或借由選舉所組織的群眾政治動員，其目的在於對全國性政府施加壓力。這也意味著群眾運動和民眾政黨組織、大眾宣傳政治學、大眾媒體（在這個階段主要是發展大眾化或低級趣味的“黃色”報紙），以及給政府和統治階級帶來不少新麻煩的各項發展。對歷史學家來說不幸的是：這些問題如今已在歐洲公開的政治討論場合中消失，因為日益增長的民主化已使人們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開加以討論。政黨組織候選人難道會告訴他的選民說，他們太愚笨無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麽是最好的，而他們的要求也很荒謬，會危及國家的未來？又有哪個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談話被那些包圍在身旁的記者傳到最遙遠的酒店去？政客越來越被迫取悅大眾選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眾對話，或間接利用大眾新聞報道（包括其競爭對手的報紙）這只傳聲筒。俾斯麥或許從來不曾對精英以外的聽眾發言。然而，在1879年的選舉戰中，格萊斯頓（Gladstone）已將群眾助選引入英國（或者也包括歐洲）。除了政治的局外人，再沒有人會以辯論1867年英國改革法案時的那種坦白和真誠，來討論民主政治的可能後果。不過，當統治者隱藏在浮誇的言語背後之時，對政治的嚴肅討論則退入知識分子和少數有學識並關注這些問題的民眾的圈子。這個民主化的時代也是新政治社會學的黃金時代。是塗爾幹（Durkheim）和索列爾（Sorel）、奧斯特羅戈爾斯基（Ostrogorski）和韋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和韋伯的世界（參見第十一章）。[4]

自此，當統治階級真的想說真心話時，他們必須在權力回廊的隱蔽處進行，例如俱樂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獵會或周末的鄉間住宅。在這些場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見面時的氣氛，完全不同於在國會辯論或公眾集會上的爭論笑劇。因而，民主化的時代轉變成公眾政治偽善，或者更準確地說，口是心非的時代，從而造就了政治諷刺作品的時代：杜利先生的時代，以及尖銳滑稽且才華橫溢的漫畫雜志的時代——這些漫畫雜志中，典型的有德國的《簡單》（Simplicissimus ）、法國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 ）或維也納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火炬》（Fackel ）。沒有任何聰明的觀察家會放過“公開論述”和“政治實情”之間的縫隙。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針對1906年自由黨選舉大勝所寫的諷刺短詩中，捕捉到這個縫隙：

依賴特權，伴同醇酒、婦人、橋牌的可恨權力崩潰了；

伴同醇酒、婦人、橋牌的民主，重獲其統治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