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3/3頁）

成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代讀者，可能會奇怪當時為什麽沒有任何政府認真考慮拋棄立憲和議會政體。因為1918年以後，自由立憲政體和代議民主政治的確在許多陣線上退卻，雖然1945年後又再度恢復。然而在本書所述時期，情況卻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1905年革命的失敗也未導致整個選舉和議會的廢除。不像1849年（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麥在他掌權末期玩弄暫停或廢止憲法的構想，德國也不曾就此走向復古。資產階級社會對於何去何從可能曾感到焦慮，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為全球經濟洶湧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觀主義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溫和看法的人（除非他們有相反的外交和財政利害關系），也盼望俄國發生革命。人們普遍以為，俄國革命會將歐洲文明的汙點轉化為正派的資產階級自由國家。而在俄國內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確曾得到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熱心支持。在無政府主義者盛行暗殺的19世紀90年代，各國政府都保持了相當的冷靜，當時共有兩位君主、兩名總統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殺［意大利的翁貝托一世（King Umberto）、奧地利的伊麗莎白女王、法國的卡諾總統（Sadi Carnot）、美國的麥金萊總統和西班牙的卡諾瓦斯首相］。1900年後，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區，已沒有人真的為無政府主義感到困擾。法國警察早已準備了一長串公認可能對國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單，其中主要是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革命分子和反軍國主義的顛覆分子。可是，1914年戰爭爆發之際，法國內政部長甚至懶得去拘捕這些人。

但是，如果說（不像1917年之後的幾十年間）就整體而言，資產階級社會尚未立即感受到嚴重的威脅，那麽19世紀的價值觀和歷史期望，也還沒有受到嚴重損傷。人們仍普遍認為文明的行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慣例，都將繼續其長期的進步。當時殘留下來的野蠻行為還很不少，尤其（據“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層社會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開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歐洲，也還有像俄國和奧斯曼這樣的國家，其理性之燭明滅不定或根本尚未點燃。可是，從那些震撼全國和國際輿論的醜聞，正可看出處在和平時期的資產階級世界，對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源自拒絕查究一件審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費瑞（Ferrer）醜聞，是由於處決了一名被誤控在巴塞羅那領導暴動風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劄本（Zabern）事件，則是由於20個示威者在一個阿爾薩斯市鎮被德國軍隊關了一夜。在20世紀晚期的今天，我們只能以世風日下的喟嘆回顧本書所述時期：在今天世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屠殺，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眼中，卻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