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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強調：一旦“不幹預政府”的理想被拋棄後，政府機關的作用和重要性將會無可避免地不斷增強。就這點而言，他也是對的。照現代的標準看來，當時的官僚政治規模還不算大，不過卻成長迅速，尤以英國為最。在1891—1911年間，政府所雇傭的人數增加了三倍。1914年前後，歐洲公職人員在所有勞動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從法國的3%（頗出人意料），一直到德國和瑞士的5.5%—6%（瑞士的情形也同樣出人意料）。[14] 20世紀70年代，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國內，這個數字已提高到10%—13%。

昂貴的社會政策可能會減少經濟所依賴的企業家的贏利，但是沒有這些昂貴的社會政策，政府可以取得民眾的效忠嗎？如前所述，當時的人認為帝國主義不僅可以支付社會改革所需的費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大家所喜歡的。而後來的發展卻是戰爭，或至少是對戰勝的期望具有更大的煽動潛力。英國保守黨政府在1900年的“卡其選舉”（Khaki election，利用戰爭熱潮而得到多數人投票的選舉）中，利用南非戰爭擊敗其自由黨對手。而美國的帝國主義成功地利用人們喜愛炮聲的心理，於1898年與西班牙作戰。事實上，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擔任總統）所領導的美國統治精英，剛剛才發現荷槍的牛仔是美國主義、自由和本土白人傳統的真正象征，可利用它來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無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後，這個象征便被普遍利用。

然而，問題的症結卻廣泛得多。各國的政權和統治階級在以民主方式動員的群眾心中具有正統性嗎？本書所述時期的歷史大半都是為了解釋這個問題。這個任務相當急迫，因為古老的社會機制顯然在各地都處於崩潰之中。德國保守黨員（基本上是效忠大地主和貴族的選舉人）在1881—1912年間，流失了半數選票。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他們的選票有71%來自居民不到2 000的村落，只有5%來自居民超過10萬的大城市，然而前者占全國人口的百分比正不斷下降，後者卻正是大批人潮的湧入地。在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普魯士貴族產業上，舊式的效忠可能仍可奏效，於是保守黨在此掌握了幾乎一半的票數。但是，即使就整個普魯士來說，他們也只能動員選民的11%—12%。[15] 另一個主力階級——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形勢更富戲劇性。這個階級的勝利，是由於粉碎了古老階級組織和群落的社會凝聚力，選擇市場而非人際關系，選擇上流社會而非群眾。因此，當群眾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時，他們自然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代表的一切。這種情形在奧地利最為明顯。19世紀末，奧地利自由黨員只剩下一個由德國城市中產階級和猶太人所構成的殘存孤島。他們在19世紀60年代的堡壘——維也納自治市——已淪陷給民主激進派、反猶太人士、新興的基督教社會黨以及社會民主黨。甚至在布拉格（Prague）這個資產階級核心尚能代表人數日益減少的德語居民（大約為數3萬人，到了1910年時，只占全部人口的7%）利益的地方，他們同樣既得不到日耳曼民族主義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的效忠，也得不到社會民主黨或在政治上已被動員起來的德國工人的效忠，甚至得不到一部分猶太人的效忠。[16]

那麽，名義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況又怎樣？在某些國家，其本身在當時可能還是相當新穎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國並沒有任何相關的歷史先例，遑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法國、西班牙以及內戰後的美國，其政權可能是最近的失敗、革命和內戰的產物，拉丁美洲各共和國遞嬗頻仍的政權，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國制度長久確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共和的鼓動也是（或者看來是）絕不可忽略的。全國性的騷動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誠視為理所當然嗎？

因而，這是一個促使政府、知識分子和商人發現“非理性”的政治意義的時刻。知識分子動筆為文，政府則采取行動。英國政治科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1908年寫道：“任何以重新檢討人性作用作為其政治思考基礎的人，必須以設法克服本身誇大人類理智的傾向為開端。”沃拉斯意識到他正在為19世紀的自由主義撰寫墓志銘。[17] 於是，政治生活越來越流於形式，並且充滿了公開的和潛在的象征以及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由於以往確保隸屬、服從和效忠的方法（主要是宗教性的）已經不大管用，對於某種替代品的公開需求便借著傳統的發明而得到滿足；這種發明，是利用像王冠和軍事光榮這類業經考驗證明能引發感情的舊事物，以及如前所述（參見前一章）利用像帝國和殖民地征服這類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