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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的政治團體和統治階級，在處理這些潛在的或事實上的顛覆性大規模動員上，成功了嗎？整體說來，除了奧地利外，他們都成功了。奧地利是個多民族國家，而每個民族都把它們的期望寄托在別的地方。奧地利之所以能勉強維持，靠的不過是皇帝約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長壽、持懷疑論和唯理主義觀念的官僚行政體系，以及對境內若幹民族來說，它畢竟是幾種可能命運中最差強人意的事實。大體而言，這些群體還是願意被整合到這個國家裏面。雖然世界其他地區的形勢相當不同（參見第十二章），可是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間，尤其是1900—1914年間，雖然不乏驚慌、出軌，仍不失為一個政治上的穩定時期。

這段時期，排斥現有政治體系的運動，如社會主義，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們的力量不夠大——也是被當作主流輿論的催化劑。或許這便是在法蘭西共和國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國強化反社會主義的原因，沒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敵人更能促進團結。甚至民族主義有時也不難處理。威爾士的民族主義加強了自由主義，並且把它的鬥士勞合·喬治推舉成政府首腦、民意煽動者以及與民主激進派和勞工取得和解的調停者。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在1879—1891年的一連串戲劇性事件之後，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對英國自由主義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極端主義，因威廉一世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時的佛蘭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黨內，天主教政黨從不詰難這個雙民族的一元政府。極右和極左派的不妥協者可以予以孤立。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宣稱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時它們還忙於別的事情。當大戰在1914年爆發時，它們大多數在愛國情感的驅使下，與它們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團結一致。西歐唯一的主要例外，事實上卻證明了這個法則。因為英國的獨立勞工黨之所以堅持反對戰爭，正是因為它也具有英國“非國教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長久愛好和平的傳統。這個情形，使英國成為自由黨閣員為這樣的動機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辭職的唯一國家。

接受戰爭的社會主義政黨，它們的表現並不是很熱衷。他們之所以接受戰爭，主要是因為害怕被追隨者遺棄；他們的追隨者，在自發熱忱的激勵之下，踴躍從軍。在沒有征兵制的英國，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間，共有200萬人志願服役。這個事實，以令人悲傷的方式證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動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幾乎尚未認真著手使貧窮公民認同於國家的地方（例如意大利）或者在幾乎無法使貧窮公民與國家和政府產生認同的地方（例如捷克人的情形），民眾才會對戰爭漠不關心，甚至反戰。大規模的反戰活動，要到很久之後才真正展開。

由於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權因此只需面對當下的直接的行動挑戰。這種不安狀態的確在擴散，尤以戰前最後幾年為最。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核心國家尚未陷入革命或準革命的局勢下，它們只能構成對公共秩序而非社會制度的挑戰。法國南部葡萄酒農的暴動，奉派前往鎮壓他們的第十七團的兵變（1907年），貝爾法斯特（Belfast，1907年）、利物浦（1911年）和都柏林（Dublin，1913年）的幾近全面罷工，瑞典的全面罷工（1908年），甚至巴塞羅那的“悲劇周”（tragic week，1909年），其本身都不足以動搖政權的基礎。盡管它們的確很嚴重，而且還是復合經濟的脆弱程度的征候。雖然英國紳士素以冷靜聞名，但是當1912年英國首相阿斯奎斯（H. H. Asquith）在宣布政府決定對煤礦工人總罷工讓步時，他還是哭了起來。

我們不應低估這類現象。即使當時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但是在戰前最後幾年，他們已經常可感覺到巨變之前的社會騷動。在這些年間，豪華飯店和鄉間別墅都會不時發生暴力事件。它們凸顯了“美好時代”政治秩序的無常和脆弱。

但是，我們也不要過於高估它們。就資產階級社會的核心國家而言，破壞“美好時代”穩定（包括其和平）的，是俄國、奧匈帝國和巴爾幹諸國的形勢，而非西歐甚或德國的形勢。在大戰前夕使英國政治形勢陷入危險的，不是工人反叛，而是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極端保守的上議院對抗下議院，軍官集體拒絕聽命於致力實現愛爾蘭自治的自由黨政府，因此形成了憲政危機。無疑，這樣的危機部分是由於勞工動員，因為上院想要盲目抵制卻又無力抵制的，是勞合·喬治的傑出煽動能力。勞合·喬治的方法，旨在將“人民”留在統治者的系統組織內。不過，這些危機之中最後也最嚴重的一個，其起因則是自由黨員在政治上主張（天主教的）愛爾蘭自治，以及保守黨員支持阿爾斯特地區的新教極端分子對愛爾蘭自治進行武裝抗拒。議會民主這種程式化的政治遊戲，自然是無力控制這種局面，就像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仍可看到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