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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在1880—1914年間，統治階級還是發現——縱然他們心存懷疑——議會民主政治已證明它可與資本主義政權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相媲美。如同這個制度一樣，上述發現至少在歐洲還是新穎的，這對社會革命分子來說不啻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一直認為，民主共和國雖然擺明是“資產階級的”，卻也是社會主義的前奏，因為它允許，甚至鼓勵無產階級進行政治動員，鼓勵被壓迫民眾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進行政治動員。因此，不論它願意還是不願意，它都會看到無產階級在與其壓榨者的沖突中獲得最後勝利。可是，在本書所論時期行將結束之際，馬、恩的信徒卻聽到迥然不同的調子。1917年，列寧主張：“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所能有的最好外殼。因此，一旦資本主義控制了這個最好外殼，它便可以牢固地確立它的權勢，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沒有任何改變可以動搖它——不論是人事的改變、制度的改變或政黨的改變都一樣。”[26] 和平常一樣，列寧所注意的主要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分析，而是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形勢做有力辯論。列寧發表這段話的目的是針對當時的俄國臨時政府，支持蘇維埃掌權。總之，我們要注意的不是他的主張是否正確。他這項主張很有商榷余地，未能認出保護諸國免於社會動亂的經濟和社會層面，以及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我們應注意的是它的似是而非。在1880年以前，這樣的主張對於那些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主義支持者和反對者來說，幾乎是同樣難以置信。即使是對政治上的極左派而言，給予“民主共和國”如此負面的判斷也是很難想象的。在1917年列寧提出這個意見的背後，西方已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民主化經驗，而戰前的15年，這種經驗尤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