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邁向新的千年（第4/13頁）
如果說誕生於革命年代及19世紀的思想，到了20世紀末期，發現自己已瀕臨窮途末路；那麽人類最古老的指路明燈，即傳統式的宗教，狀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同樣不能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塗，雖然在少數幾國——最奇怪的是由美國領軍——隸屬某教堂並經常舉行宗教儀式，依然為一般生活的固定習慣（Kosmin／Lachmann，1993）。總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於20世紀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紀之末，卻都已人去樓空，於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國威爾士一帶，這個當初靠新教建立起國家認同的地方，也同樣一蹶不振。而從60年代始，如前所見羅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轉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極權象征地位的前共產黨國家，共產黨失敗之後，此地的羊群也與他處一般，漸有背離牧者遠去的跡象。有些時候，一些宗教觀察家們以為在後蘇聯的東正教地區，抓住了一點回歸宗教的蛛絲馬跡。可是在世紀末的此刻，這種發展趨勢卻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證據——雖然絕非無稽之談。各式基督教派的諄諄教誨，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動聽，願意靜心聆聽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減少。
傳統宗教力量的衰亡，並不因戰鬥性強的宗派興起而有所彌補，至少在發達世界的都市社會中如此。各種新異宗派及聚教眾而居的現象流行，世間男女逃脫他們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紛紛投入各種以無理性為最大追求的怪異信仰；凡此種種，亦不能挽回宗教勢力流失於萬一。社會上雖然充滿了這一類奇宗異派，但是事實上其群眾基礎卻很薄弱。英籍猶太人當中，只有3%—4%屬於某支極端保守型宗派或團體。美國成人人口裏面，隸屬於好戰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2]
至於居於邊緣位置的第三世界，情況自然大不相同。不過遠東地區的廣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為他們在孔老夫子的傳統教誨之下，幾千年來，就已與正式的宗教無緣——雖然其中不乏非正式的民間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裏，宗教傳統，一直是其世界觀的骨幹。此時此刻，隨著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為傳統宗教在這個舞台上的勢力也應越發強大。這種揣測，事實上也正是20世紀最後數十年的動態，因為主張並倡導其國家現代化的少數世俗精英，畢竟只是廣大人民群眾裏的少數（參見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於是越發強大，正因為舊有宗教依其本質，便與西方文化和無神富國為敵。在舊宗教的眼裏，後者不但是導致社會紊亂的媒介，而且壓榨淩逼窮國日盛。這一類運動在本國境內攻擊的目標，便是那些開著奔馳轎車、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階級，這種現象，不啻更添幾分階級鬥爭意味。這群宗派團體，在西方隨之以“極端宗教激進主義者”而聞名（此名其實有誤導作用）。名字也許新潮，論其性質本源，卻來自一個人為想象的“過去”；在那裏，不再縹緲虛無，一切都比較穩定可靠。但是一來時光不能倒轉，二來（比如說）古中東牧民社會的意識思想，與今日社會的實際問題根本不能掛鉤，因此這類觀念，自然無法發生絲毫啟迪作用。所謂極端宗教激進主義者的現象，正如維也納機智大家克勞斯對“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療的對象。”
而那一時之間，仿佛熱鬧成一片的口號思想雜燴——簡直令人難以將它們稱為意識形態——也陷在同樣委頓不振的局面裏。它們生長在舊制度、舊意識的灰燼之上，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漫漫雜草叢生於炮火之後的歐洲各大城市殘垣一般。這便是仇外思想與認同政治的興起。但是拒絕接受那難以接受的眼前現實，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參見第十四章）。事實上隨著21世紀的開始，最能接近這類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爾遜——列寧式的主張，認為所謂有相同種族語言文化的民族，應擁有“民族自決權利”，如今卻已淪為野蠻悲慘的一幕荒誕劇。90年代初期，許多理性的觀察人士，開始將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張民族主義的行動分子）——也許是頭一回開始公開提出——或許放棄“民族自決權利”正是時候。[3]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卻越發激烈，這種情形並不是第一次。於是走投無路之下，在這個危機年代，以及各地國家、制度紛紛崩解之際，便在政治上擁有極大的爆發力量。正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憎恨情緒曾經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裏，第三世界發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議，以及迫切尋求認同安全感與社會秩序的饑渴呼聲，就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建立“社區家園”的要求，習慣上恰與建立“法律與秩序”的呼籲相呼應）。這些力量於是進而推翻了舊有政權，建立了新政權。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為大災難的時代提供解決辦法一樣，它們也不能為21世紀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20世紀”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們能否組織出全國性的群眾力量，一如當年在法西斯攫得決定性的國家權力之前，即已將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強權的那股群眾勢力。細數其最大資產，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與自由主義形影不離的學院派經濟學的幹擾，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論罷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氣候決定工業應該收歸國有化，就絕不會有亂議國是的相反意見前來阻撓，尤其是在它們根本不懂這些“胡說八道”有何意義之際。其實，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論由誰去做，也都不見得比別人更清楚該做些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