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邁向新的千年（第6/13頁）

但是不論富有與否，支持生態政策絕對正確。就中期而言，發展增長的速率應該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層次——不過這個名詞已經好用到無甚意義了——而從長期著眼，在人類與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資源，及其活動對環境產生的效果三者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平衡的立足點。但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推測，到底該如何達到這個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與消費層次上，才能達到這一平衡。科學的專門知識，自然可以為我們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機的鑰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卻不屬科學與技術範疇，而是政治與社會議題。然而有一事絕對無可否認，一個建立在以無限牟利為目的，並以彼此競爭於全球性自由市場為手段的經濟事業之上的世界經濟，勢必與經濟增長和生態平衡的理念不協調。從環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類還想要有未來，危機20年的資本主義就將沒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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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單獨而言，世界經濟的問題並不嚴重。若放手任其為之，世界經濟必然繼續增長。如果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理論出現任何波動，也必定是因為世界再度於千年之末以前，進入了一個繁榮擴張的時期。雖然這份繁榮，短期內將因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余震、世界部分地區陷入無政府的戰亂現象，以及世人過度投入全球自由貿易的無限熱情（對於此份幻想，經濟學家似乎比歷史學家要更不切實際）而暫時受挫。不過，經濟擴張的前景極其無限。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黃金時代，基本上是“發達市場經濟”的大躍進，這個經濟區域也就大約有6億人口居住的20個國家（1960年）。全球國際化與國際生產的重新分配，將繼續促使世界60億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數邁進全球經濟的領域。此情此景，相信連最悲觀的人士也得承認，企業的前途極為光明。

但是其中卻有一大例外，即在貧富國家之間，差異的鴻溝不但日漸加深，而且無可反轉。這種貧富差異深化的現象，因80年代給第三世界的重大打擊，以及前社會主義國家步入貧窮而愈發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始終不會大幅滑落，這道差距看來好像只會有增無減。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無限制的國際貿易，將使貧國與富國的距離逐漸接近；這種想法，不但與歷史事實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識。[4] 一個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經濟體系，未來頭痛的問題只有日重一日。

經濟的活動，絕不能自外於它的大環境及它造成的後果而獨立存在。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20世紀後期的世界經濟，共有三大層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斷進步，更使人類勞動力脫離商品和勞動的生產過程，卻不會為這些被遺棄的勞動力，提供足夠或類似的工作替代；也無法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足以吸收這些余下的人工。黃金時代曾出現於西方的全面就業，如今甚至連短時間的恢復也無人敢預期。其二，人力雖然依舊是一大生產主力，經濟的全球化卻使工業中心開始轉移，由勞動力成本昂貴的富國，移向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卻擁有廉價勞動力為其最大優點的國家。於是便造成以下各種後果：工作由高工資地區轉向低工資地區；同時高工資地區的工資（基於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也在全球工資市場的競爭壓力之下下降，舊有的工業國，例如英國只好也跟上廉價勞動力的路子，卻在社會上帶來爆炸性的後果，以致無法在這個基礎上與新興工業國家競爭。歷史上諸如這一類的壓力，通常是由國家采取行動抗衡，例如舉起保護主義大旗。然而，這正是20世紀末世界經濟的第三項隱憂，即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勝利，以及自由市場意識的高舉，使得因經濟變動而產生的種種社會沖擊，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處理，至少，也減弱了處理的力量。世界經濟，便成為一台力量日漸強大卻無法控制的發動機。這台發動機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夠，又由誰來控制？這個現象，自然同時帶來了社會與經濟的問題。在某些國家裏（例如英國），其直接嚴重的程度，顯然更甚於另外一些國家（例如韓國）。

黃金時代的經濟奇跡，是以“發達市場經濟”實際收入的增高為基礎，因為大量消費的經濟，需要大批擁有足夠收入的消費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費品。[5] 在高工資的勞動力市場裏，這類收入多屬勞動性的工資所得，而如今這筆收入面臨威脅，經濟對大量消費的依賴卻更甚往昔。誠然，在富有國家的消費市場上，其勞動力已因由工業移向第三產業而趨穩定——第三產業的就業情況，一般而言也較少變化——而移轉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數是社會安全暨福利收入），對消費市場的穩定也不無貢獻。以上收入，約占80年代後期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卻僅不到4%（Bairoch，1993，p.174）。此中變化，也許可以解釋當1987年華爾街股市大幅滑落時，雖是自1929年以來的最大一次，卻不像30年代的那樣，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大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