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邁向新的千年（第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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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本書作者同樣也不知如何是好。不過，某些長期的發展態勢極為明確，在此可就其中幾項問題略作陳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決的條件。

長期而言，未來兩大中心議題將是人口和生態。各地人口自從20世紀中葉以來，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長，一般認為，將於2030年左右在100億邊緣穩定下來，即1950年人口總數的5倍。主要的緩慢因素，將來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這些預測爆出冷門，世人對未來所做的一切賭注估計都將出差錯。但是即使這個推算大致不離譜吧，屆時人類也將面對一個歷來不曾面臨的全球性大問題，即如何維持世界人口穩定。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級數的上下，或以一定趨勢稍許增減（至於全球人口劇降的情況，雖然不大可能，卻非完全不能想象，不過將會使問題更加復雜）。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穩定，各地人口必然繼續向外遷移，使得不同區域之間已有的不均衡狀態更加惡化。總的來說，未來也將如“短20世紀”時期一般，發達的富國，將是人口首先達到穩定的國家，甚至還會趨於減少，正如20世紀90年代之時，已有數國出現這種現象。

若以薩爾瓦多或摩洛哥的標準而言，那麽富國中的男女，人人都稱得上是有錢人家。擁有大量青壯勞動力的窮國國民，只能在富有世界中共爭那卑微工作。富國則長者日增，孩童日少，勢將在以下三者之間做一選擇：第一，大量開放門戶歡迎移民；第二，於必要時高築柵欄防範移民（長期而言此舉可能不切實際）；第三，另謀他法。最可能的途徑，也許是給予暫時性的工作許可及有條件的移民，不授予外來者以公民的社會和政治權利，也等於創造出一個根本上不平等的社會。這種安排，從幹脆表明態度的南非、以色列兩國的“隔離政策”（這種極端的狀況，雖然在某些地區日漸減少，卻尚未完全消失），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們不向移入國有所要求），情況不一。因為這些勞務移民，純系將此地視為前來工作掙錢之處，基本上仍以本國本鄉為立根之地。20世紀後期交通運輸進步，再加上貧富國家之間收入懸殊，這種住家與就業在兩地分別並行的現象將更加可行。長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與外來移民之間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來發展仍未可知，這將在永遠的樂觀者與幻滅的懷疑者之間，成為爭辯不休的題目。

這類分歧，勢必於未來數十年之間，在各國政治及國際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於生態問題，雖然就長期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卻沒有立刻的爆炸作用。這個說法，並無小覷生態問題重要性的用意——不過自生態一事於70年代進入公共意識和公眾議論的領域以來，世人確有以末日立即臨頭的口吻來討論的錯誤傾向。然而，雖說“溫室效應”也許不會使公元2000年時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沒孟加拉和荷蘭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物種不知死多少的狀況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一個像“短20世紀”般的經濟增長，如果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對地球的自然環境，包括身為其中一部分的人類而言，勢必造成無可挽回的災變。它不會使這個星球毀滅，也不會使其完全不可棲息，但是一定會改變這個生物圈內的生命形態，甚至有可能不適合我們今天所知的人類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數的狀況繼續居住。更有甚者，現代科技越發加速了我們這個物種改變環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們假定改變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讓我們尋找對策的時間，也將只能以數十年而非數百年計了。

生態危機的腳步逼近，究竟有何對策可行？關於這個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須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當然，個別而言，如果全球汙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僅占全球人口4%的美國人，能夠將他們消費的油價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許可以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爭取一點時間。第二，生態政策的目的，必須“徹底”與“合理”雙管齊下。而只靠市場性的解決，例如將皮箱的環境成本，加入消費者商品與勞務的價格之內，便是既不徹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國之例可證：甚至稍微增加一點能源稅，都足以掀起軒然大波，引發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來的油價記錄也可佐證，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裏，6年之間，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減少能源的使用，卻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時反更鼓勵其他一些在環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例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資。這些發展，勢將再度造成油價的下降，並鼓勵更多浪費。而在另一方面，種種諸如零增長世界的擬議——更別談返璞歸真，人類與自然共生的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實際。在目前這種狀況下，所謂的零增長，勢必凍結各國之間已有的不平等現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卻不能同意。難怪支持生態論調的主要來源，大多是富有國家以及所有國家中那生活優裕的有錢人及中產階級（那些靠汙染賺錢的生意人除外）。而貧窮國家人口猛增，普遍失業，自然要更多更大地“開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