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邁向新的千年（第3/13頁）

簡單地說，20世紀是在全球秩序大亂中落下帷幕。這種混亂現象，性質不明確，控制無方法，止息更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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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無能為力，不是因問題本身的難度，及世界危機的復雜性；卻在不分新舊，一切對策顯然均已失靈，無法對人類進行任何管理改進。

“短20世紀”，是一個宗教性思想大戰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兇殘血腥的一宗，卻來自19世紀遺下的世俗宗教思想，例如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個中的神祇，則是抽象的教條，或被當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這種獻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狂熱之極致，也許在冷戰步入尾聲時即已漸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門的個人崇拜），至少原本屬於普世教會的現象，已經減為零星對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夠動員如同傳統宗教般所能激發的熱情——其實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者幾乎從未做此嘗試——卻在他們口口聲聲，聲稱能為危機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隨著20世紀的告終，它們的失敗之處，卻正在其不能提供這個答案。

蘇聯的解體，自然使眾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蘇式社會主義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行不通。舉凡生產的手段，以及無所不包的計劃，都在國家及中央的手裏，完全不借助市場或價格機制的調節，這種制度，如今已全盤失敗。而歷史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也都主張將生產、分配及交換的手段由社會全體擁有，並全面鏟除私有企業，不再以市場競爭進行資源分配。因此蘇聯的失敗，即非共產社會主義希望的破滅——不論馬克思抑或其他——雖然環顧世上，並無一國政權真正宣稱屬於社會主義經濟。不管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這個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來能否繼續存在，勢將屬於世人爭辯的題目。但是顯然易見，如果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著，而且繼續作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來無人懷疑），那麽自1890年以來，為號召政治行動並掀起社會主義運動而形成的馬克思思想眾版本中，恐怕沒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現吧。

而在另一方面，與蘇維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種烏托邦思想，也顯然破產。即對完全自由經濟的迷信堅持，認為經濟資源的分配，應該全部由毫無限制的市場與完全開放的競爭決定。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產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財富與工作，且能帶來最大幸福，並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會形式。事實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會，從來就不曾存在。還好，不像蘇維埃式的烏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還沒有人試圖建立過極端自由主義的理想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在整個短促20世紀時期，都只是作為一種原則而存在，乃是針對現在經濟制度的不見效與對國家權力的膨脹提出批評。西方國家裏，以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政府對此最為向往，一再嘗試，到“鐵娘子”下台，其經濟之頹勢已為一般人所公認。但是甚至連英國的嘗試，也只敢漸進為之。待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向外求醫診治，西方顧問提出的藥方卻是“休克療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藥取代舊制度。結果自然是慘不忍睹，造成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災難。新自由主義神學所依賴的理論基礎，徒然好看，卻與實際完全脫節。

蘇維埃模式的不濟，肯定了資本主義支持者的信念：“沒有股票市場，就沒有經濟社會。”而極端自由主義的失敗，卻證實社會主義的看法比較合理，人類事務之重要，包括經濟在內，的確非比尋常，絕不可全由市場處理。而一國經濟之成功，顯然更與其經濟大家的名望無關。[1] 不過站在歷史的角度言之，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勢不兩立，各為不能共存的兩個極端，諸如此類的爭執辯論，看在未來時代眼裏，恐怕只是20世紀意識形態冷戰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紀元的歲月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也許正像16、17世紀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為誰是真基督教的爭論一般，到了18、19世紀，卻全屬無謂的辯論。

較之兩極制度的明顯崩潰，最大的危機，卻在於實行中間路線或混合經濟者，同樣亦陷茫然。這一類的政策，主導了20世紀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項經濟奇跡。它們以實際手法，配合個別條件及思想意識，結合公有及私有、市場與計劃、國家和企業。但是這裏的問題，卻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識理論在應用上出了毛病，因為這些政策的長處，不在理論的完整，卻在實際運作的成功——問題的症結，就出在連這些實際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蝕。危機20年的出現，證明黃金時代的各項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卻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時暴露無遺的，則是1945年以來因世界經濟革命，而對社會、文化產生的種種沖擊，以及為生態帶來的潛在毀滅後果。簡單地說，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人類的集體建制，已經不能再控制人類行動造成的共同後果。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時，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過人類集體決定”為宗旨。讓每一個個人追求他或她的快樂滿足，完全沒有限制阻礙，如此不論結果為何，必將進入所能達到的最佳後果。換作另外任何一條路——這些人竟然主張——效果都將不及這個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