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4/14頁）

這方面的潛在立場，基本上根本無法提出討論。比如說，假定我們可以證明，醫用血液最好的獲取途徑，乃是來自那些願意以市場價格交易的自願賣血者。像這樣一種說法，有可能駁倒擁護英國義務獻血制度的正統言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蒂特馬斯（R.M.Titmuss）在其《贈予關系》（The Gift Relationship ）一書中，即曾為獻血制度慷慨陳詞。他也同時指出，其實英國這種非商業性的獻血方式，論效率並不比商業性差，安全度則更有過之。[6] 在其他相同條件下，社會成員若願意慷慨伸手，幫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這樣一個社會，對我們許多人來說，總比眾人袖手旁觀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於選民起來反抗當地猖獗的貪汙現象，意大利政治體系為之崩潰——唯一不曾為這股正氣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體制外的黨派。選民的憤怒，並非因為許多人真正身受貪汙之害，其實相當數目的人，甚至絕大多數，都從中受惠，而是出於道德立場。總而言之，揮舞絕對個人自由大旗的旗手們，面對著無限制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不義，卻能視若無睹（如80年代絕大多數時間裏的巴西），甚至當這樣一種制度無法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時，依然不改其堅持的主張。反之，相信平等和社會公平的人（如筆者），卻一有機會就表示，即使如資本主義式經濟的成就，也唯有在國民所得維持相當平衡的基礎之上，才最能穩固，例如日本。[7] 同時，雙方還將自己的基本信念，進一步轉換成實用觀點。比如說，以自由市場價格決定資源分配，是否合乎理想，或只應屬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橫飛之余，兩邊還是要提出實際處理“經濟發展減緩”的適當辦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從政策層面觀之，“黃金時代經濟學”支持者的表現並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們被自己的政治主張及意識傾向所束縛，即全面就業、福利國家，以及戰後的多數議會政治。進一步說，當黃金時代的增長再不能同時維持“企業利潤”和“非企業所得”的增加時——兩項目標中，勢必非有一邊犧牲不可——這批人士便被資本和勞動者兩邊的需要夾在中間了。以瑞典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這個社會民主政治的楷模國家，靠著國家對工業的補助，並大量分配及擴張國家與公共的就業機會，於是全面就業獲得相當成功，因此成為整體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業的政策，依然得依賴以下的手段才能維持：限制就業人口的生活水平，對高收入采取懲罰性的稅率，以及龐大的財政赤字。一旦“大躍進”的年代一去不返，這些自然便都成為治得了一時、救不了永久的暫時手段。於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一切都顛倒過來，等到“短20世紀”之末，所謂“瑞典模式”，即使在原產國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擊，莫過於1970年後世界經濟的趨於全球化，國際化浪潮所過之處，各國政府莫不在這個難於控制的“世界市場”之下低頭——恐怕只有擁有巨大經濟實力的美國不致受其擺布。（更有甚者，這個“世界市場”對左派政府的不信任，顯然遠超過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國，例如法國（當時在社會黨政府領導之下），也發現僅憑自己單方面的手段，已經無法重振經濟。在密特朗總統上台兩年之內，法國便面臨財政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機，法郎被迫貶值，凱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論也只好束之高閣，開始改弦更張，改用“帶人情味兒的節約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人們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顯。一旦黃金時代不斷上漲的繁榮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護之下的浪費、低效，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義人士開始對它們不遺余力地大加攻擊。而許多“混合號”經濟大船，確實也有不得不改頭換面之處，它們生了銹的船體，經此“新自由”清潔劑大加刷洗之後，確實頗有一番煥然一新的姿態。最後，甚至連英國左派都不得不承認，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經濟大刀闊斧所下的猛藥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時的人們，對國營事業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並非沒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業當成“好的”，政府看作“壞蛋”——根據裏根之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根本就是問題的本身”——事實上不但對經濟無濟於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裏根執政的年代，美國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達全國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時期的歐共體國家，平均更達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龐大的開銷，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觀念進行企業化的經營（雖然事實上常常相反），但是它們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場”的方式運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識高調者硬要如此。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派的政府在現實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揮，同時卻振振有詞，表示自己只不過是在刺激市場的活力罷了。更有甚者，國家在經濟事務裏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根本不能減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性格最強的政權中，首推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在其執政14年後，英國人的稅負反而遠比當年工黨時期為重便可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