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5/14頁）

事實上遍觀全球，並沒有任何一個所謂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義之上的經濟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劇變之後的前蘇聯集團社會主義各國。它們在一些西方“經濟天才”的指點下，夢想一夜之間，便變成自由市場，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災情慘重。反之，執新自由主義政權牛耳的裏根時的美國，雖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緊國庫——預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並遵從弗裏德曼的“貨幣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實上，卻是采用凱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錢為手段，通過驚人的赤字與軍備支出，才從1979—1982年的不景氣中脫身。同樣在貨幣政策方面，華盛頓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價值及市場的運作決定，反而自1984年後，重新通過外交壓力刻意操縱（Kuttner，1991，pp.88—94）。種種事實證明，最堅持自由放任經濟制度的國家，在骨子裏，卻往往是國家主義觀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國家。裏根治下的美國，及撒切爾夫人的英國，便是其中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史家在此，無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處。總之，進入9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再度受挫，新自由主義的凱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眾人愕然發現，當蘇聯共產主義落幕之後，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長最快的經濟，竟然是共產黨中國。西方那一批專門在企業管理科系發表高論，寫作“管理學新章”的所謂專家學者（企業管理叢書是現今出版最多的寵兒），於是都急忙瀏覽孔老夫子的教訓，或許他老人家對此等成功的企業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危機20年的經濟困境，不但格外惱人，而且極具社會顛覆的危險，因為其榮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結構上的大變動。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經濟問題，與黃金時期的問題完全不同，乃是當時的特殊產物。那時的生產體系，已經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觀，而且更進一步，已然以相當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謂“跨國化”）獲得驚人成果。此外，我們在前幾章已經有所討論，黃金時期產生的革命性潮流，對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視。

以上種種現象，可以從工作場景及失業現象獲得最好的了解。工業化過程中一個最普遍的趨勢，便是以機器技術替代人工技術，以機器“馬力”取代人的體力，結果自然是把人趕出工作場所。它也“正確地”假定，在不斷的工業革命下，經濟增長規模龐大，必將自動產生足夠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舊行業——不過像這樣一種經濟運作，到底要多少人失業，才稱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對此，卻意見不一。黃金時期的發展，顯然為這種樂觀看法提供了實據。我們在第十章曾經看見，當時工業的增長之猛，甚至在最工業化的國家裏，工人的數目和比例也未曾嚴重下降。然而進入危機20年，工人需求的減縮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出現，即使連擴張程度平和的國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國長途電話的通話次數增加5倍，接線員人數只減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話次數增加3倍，接線員卻銳減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對地或絕對地，工人人數都在不斷減少之中，而且速度極快。這數十年間日益升高的失業不僅是周期現象，而且更屬結構性的失業。年頭不佳時失去的工作，到了年頭變好也不再見找回。而且，它們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永久性的失業，並不只是由於工業大量轉移，從舊工業國家及地區轉向新生地帶，將舊工業中心變成“生銹帶”（rust-belts）而已——有時甚至仿佛徹底蛻皮一般，將原有的工業遺跡從都市景觀中連根拔去——事實上，一些新興工業國家本身的興旺現象更可觀。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內部就有7個這類國家，[8] 囊括了全球24%的鋼鐵消耗量，以及15%的產量（鋼鐵的產用量依然不失為工業化的極佳指數）。更有甚者，在經濟潮流穿越國界，自由來去各國之間的世界裏（勞工移民的流動卻屬例外，乃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現象），勞動密集的工業自然只有向外發展，從高工資國家移向低工資地區，即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富國如美國，走向周邊的窮國。若能以得克薩斯州工資十分之一的工錢，在對岸墨西哥的華雷斯市（Juá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較差，也比留在河這一邊的埃爾帕索（EI Paso）合算。

甚至在尚未工業化或剛起步的國家裏，機械化的規律也成了最高原則。於是原本最為廉價的人工，由於遲早被機器取代，反而變成一項最昂貴的成本。這些國家，同樣也難逃世界性自由貿易競爭規律的控制。以巴西為例，當地工人比起底特律或沃爾夫斯堡（Wolfsburg）雖低廉，可是聖保羅的汽車工業，卻同樣步上密歇根和下薩克森（Lower Saxony）的後塵，面對機械化之後勞動力過剩的難題（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聽當地工會領袖如此說）。就實際目的而言，機器的效率及生產力，可以經常地，甚至不斷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卻可以同時大幅度下降。可是人類則不然，將航空交通的萬裏高速，與短跑選手的百米紀錄兩相比較，即可一見端倪。總而言之，無論在任何一段長度的時間裏，人工成本都不能減低到該社會所認可——或以任何標準衡量——足以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所需的水準以下。人體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為了資本主義式的效率化生產而設計。科技越進步，人工成本與機械相比就越為昂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