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3/14頁）

然而，在這“危機20年”裏，貧富不均的現象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愈發嚴重。原本黃金時代眾人都已習以為常的“自動加薪”（即幾乎等於自動增加的實際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終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貧富兩極的比例都開始增加，雙方差距的鴻溝也隨之擴大。1967—1990年間，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萬美元以上的美國黑人人數都有增多之勢，犧牲者自然是居於中間的一層（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不過由於資本主義富有國家的實力比以前更為雄厚，同時整體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黃金時代慷慨設置的社會安全福利系統墊底，因此社會不安的程度比原來可能為低。可是社會安全福利的負擔太沉重，如今的經濟增長卻遠較1973年前為低。在出快於進、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政府財政自然日見拮據。然而盡管百般努力，富國的政府——多數為民主國家——卻始終無法削減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連有所抑制都感到極難，[4] 即使那些對社會福利救濟最不存好感的國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沒有半個人會預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後竟會一變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種缺乏安全感、憤恨的氣氛開始彌漫，甚至連多數富國也無法幸免。我們將會看見，這種氛圍，造成這些國家的傳統政治形態的解體。到了1990—1993年間，人們再也無法否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確已經陷入不景氣的事實。但是如何救治，卻沒有人敢認真地拍胸脯兒，只能暗暗希望黴頭趕快過去。然而，有關危機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資本主義好像不如當初黃金年代靈光，問題卻出在它的整體運作已經完全失控。世界經濟不穩定，大家都束手無策，不知如何修理，也無人有儀表可以操縱。黃金時代所用的主要儀表，即由國家或國際上協調擬定的政府政策，現在已告失靈。危機20年，是一個國家政府失去其經濟掌控力的時代。

這個現象，一時之間並不很明顯，因為大多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家、企業人士，（照例）看不出時代經濟已經走在永久性的轉向關頭。多數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對策，只是短期的治標方法，他們以為，不消一兩年的工夫，大局必會好轉，重回往日繁榮增長的景象；已經靈驗了一代之久的錦囊妙計，何必無事生非隨便亂改？於是這10年的故事，事實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糧，舉國向未來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會主義的政府而言，它們的對策便是對外大筆借債，希望短期之內即能歸還——並祭起凱恩斯派經濟管理的老方子來治新症。結果，在70年代絕大部分時間裏，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均是由社會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敗之後，再度復出），如英國於1974年，美國於1976年。它們自然不可能放棄黃金時代的當家法寶。

當時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項對策，來自主張極端自由主義一派的經濟神學。這一群長久以來屬於孤立地位的少數，篤信絕對自由的市場制度，早在股市崩潰之前，就開始對凱恩斯學派及其他主張國家計劃的混合經濟與全面就業的陣營展開攻擊。這個長久以來因循套用的政策顯然不再靈光，1973年後尤其嚴重，愈發使得這批個人主義門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熱。新增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69年），於1974年頒給了哈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風氣在此後的盛行。兩年後，這個榮銜再度歸於另一位極端自由主義的名將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5] 於是1974年後，自由市場一派的人士開始轉守為攻——不過一直要到80年代，他們的論調才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調。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該國的恐怖軍事獨裁政權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後，曾讓美國顧問替它建立起一個毫無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見在自由市場與政治民主之間，本質上並無真正關聯（不過，在此得為哈耶克教授說句公道話，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戰宣傳家一般，硬說兩者確有關聯）。

凱恩斯學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論其內容，並不是兩派經濟專家在純粹學術上的對峙；論其動機，也不是為當前種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尋找答案。［比如說，當時有誰曾經考慮過，那種迫使70年代必須造出一個新經濟名詞“滯脹”（stagflation）來形容的現象——經濟增長停滯，物價卻一味上漲，兩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組合？］根本上，這是一場兩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識思想之戰，雙方都提出自己的經濟觀點。凱恩斯派認為：多虧有優厚薪金、全面就業，以及福利國家三項特色，才創造了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則是經濟擴張的能源。經濟不景氣，就該加入更多需求打氣。新自由主義一派則反駁道，黃金時代的自由政治經濟氣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業不致采取控制通貨膨脹和削減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也就是利潤，得以不斷上升。總而言之，他們主張，亞當·斯密所說的那只自由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必能為“國富”（wealth of nations）帶來最大幅度的增長，國內財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維持長久。這套說法，卻完全為凱恩斯學派否定。兩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可是雙方的經濟理論，卻都將某種意識形態，即對人類社會持有某種先驗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說，實行社會民主制的瑞典，當年曾是20世紀一大經濟成功典範，可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對它卻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厭惡的原因，並非由於瑞典不久就會一頭撞入危機20年——其實當時無論哪一類型的經濟，都將不免於這個噩運——卻因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於“瑞典著名的經濟模式，以及其中集體主義性質的平等觀及合作論”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爾夫人領導的英國政府，即使在其經濟頗獲成功的年代，也為左派不喜，因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個沒有社會觀念，甚至反社會的自我中心觀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