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6/14頁）

這場危機20年的歷史悲劇，即在於生產線上拋棄人工的速度，遠超過市場經濟為他們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這個過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競爭，在政府（政府也直接或間接是最大的單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財政負擔等因素作用之下越發加速。更嚴重的是，1980年後，更被當時那一批仍占上風的自由市場神學不斷施壓，要求將工作機會，移轉為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的企業經營形式；其中尤以將就業市場轉往私營公司一事，造成的影響最大。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集團，除了自己的金錢利益，當然天生就對其他一律不感興趣。大勢所趨之下，意味著政府及其他公營事業單位，不再扮演著一度被稱為“最後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業工會的力量，在經濟不景氣中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敵視之下，也日漸衰落，越發促成人工淘汰趨勢的演變，因為會員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會最寶貴的任務之一。總之，世界經濟在不斷地擴張，可是擴張之中，原本可以為勞動力市場上缺乏特定條件的男女自動制造工作的機制，此時的運轉卻顯然失靈了。

換句話說，當年農業革命來到，一向在人類歷史記載上占有絕大多數的農民，開始成為多余的一群。在過去，這些不再為土地所需要的數百萬勞動力，只要願意工作，只要他們做慣農活的身手（如挖土築墻）可以重新適應，只要有能力學習新技能，隨時都可以被他處求人工若渴的職業所吸收。可是，當這些職業也不再被需要時，他們將何去何從？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經過再訓練，轉行至信息時代不斷擴張的高層次工作（這些工作往往越來越需要較高的教育程度），其數量卻不足以吸收由舊生產線上淘汰下來的人潮（Technology，1986，pp.7—9，335）。就這個層面而言，那些仍在繼續湧出鄉間的第三世界農村人口，真不知下場將是如何？

至於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度失業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變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卻被其他認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視。而窮國的失業人口，只好加入龐大卻曖昧隱蔽的“非正式”或所謂“平行”（parallel）經濟，男女老少，做小工、當小差、交易買賣、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麽法子生活著。這些人在富有的國度裏則形成（或可說再度形成）愈發與主流社會隔離的“下層階級”。他們的問題，被視為無法解決的“既成事實”，而且是無關緊要的次要問題，因為他們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數。於是美國本土黑人在自己國境內形成的“種族聚居社會”（ghetto），[9] 就是這種地下世界社會的教科書標準實例。其實“黑市經濟”（black economy）現象，在第一世界也並非不存在，研究人員曾經驚訝地發現，90年代初期，英國的2200多萬戶人家，竟持有100億英鎊現金，平均每家460英鎊。這個數字如此之高，聽說是因為“黑市只以現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99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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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氣的現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為目的的經濟結構重整，使得危機20年的時代充斥了一股陰霾的政治低壓。一代人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全面就業的繁榮，就業市場上信心飽滿，大家都相信找工作不難，自己所要的差事隨時就在那一個角落等待。80年代初期的蕭條烏雲初起，也只有制造業工人的生活受到威脅。一直要到90年代初，這種工作不保、前途未蔔的憂慮，才開始降臨到如英國等國白領階層與專業人員的心頭。英國境內，最繁榮的行業中，有半數人擔心丟掉工作。這是一個人們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年代，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更早已遭到破壞，紛紛崩潰粉碎（參見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美國史上十大謀殺案件……八件是於1980年後發生”，通常犯案者多是三四十歲的白人中年男子，“在長久孤寂之後，挫折已極，充滿著憤怒感”，因而在遭到人生重大打擊如失業或離婚之後，一觸即發犯下滔天大案。[10] 這種現象，難道是巧合嗎？或許，甚至連對其有推波助瀾之“功”的“美國境內那種日益猖獗的仇恨文化”（Butterfield，1991），可能也不盡屬偶然吧？這股恨意，在80年代開始通過流行歌曲歌詞公然唱出來，更顯露在電視、電影日益明顯的暴力鏡頭中。

這股失落不安的感覺，對發達國家的政治地層造成巨大的裂痕。甚至在冷戰告終，西方幾家國會民主政治賴以穩定的國際勢力平衡狀態也從此遭到破壞之前，即已出現。碰上經濟不順的年頭，不管誰當政，選民自然會把罪過怪到他們頭上，可是危機20年政治生態的最大特色，卻在於當政者的受挫，不見得就能使在野者獲利吃香。其中最大的輸家，是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它們借以贏取支持民眾歡心的最好武器——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經濟措施——如今一一失去了它的效力。而它們的選民基石——工人階級——也一潰而成碎石片片（參見第十章）。在跨國性的經濟世界裏，國內工資暴露於外國競爭冽風之下的程度更甚以往，而政府插手庇護他們的能力也更趨減低。同時，蕭條氣氛下，人心渙散，傳統集結在社會民主大旗下的各方人士開始離心離德：有人工作暫穩（相對地），有人飯碗不保，有人仍守住帶有強烈工會色彩的老區和老企業，有人則遷移到比較不受威脅、不屬於工會的新區和新企業去。至於那批在壞年頭裏到處不受歡迎的倒黴受害者，則一沉到底，淪落為“下層階級”。更有甚者，自從70年代開始，許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輕人或中產階級）離開了左派陣營，轉向其他運動——其中尤以環保、女性運動，以及其他所謂的“新社會運動”為著——更進一步削弱了社會民主黨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工人和社會民主性質的政府，再度成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現象，因為甚至連那些由社會主義人士象征性領導的政府，不管是出於自願或勉強，也放棄了它們的傳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