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第4/14頁）

不過這些爭論都已經沒有意義了。如今回頭想，我們發現一旦“無產階級革命”不能攻克德國這塊重地之後，在蘇聯境內建立社會主義力量的立論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內戰下殘存的國家，比革命之前沙皇統治下的境況還要落後。誠然，沙皇、貴族、士紳，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被掃地出門了，200萬人逃到國外，造成人才流失，蘇聯國內知識分子中堅元氣大傷。在革命的浪潮之下，一掃而空的還包括沙皇時代累積下來的工業建設。連帶而去的，尚有大量工廠工人，他們所提供的社會及政治實力，是布爾什維克賴以起家的基礎。革命和內戰接連而來，工人傷亡慘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廠轉而坐上了國家和黨的辦公桌。殘留下來的國家，是一個災難更深於以往的國家。蘇俄大地上，是死守一隅，完全缺乏革命動力的無數農民，居住在一個又一個回頭走老路的農村裏面。對於農民大眾而言，革命則賜他們以土地（此事根本與早期馬克思派的判斷相違）。更幹脆一點的說法是，1917—1918年間土地為農民所分配占有的事實，被革命視為勝利及存活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就許多方面而言，“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失為這個農業國家一個短暫的黃金年月。高懸在農民大眾之上的，則是已經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爾什維克黨。列寧觀事一向清楚，深深體會到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唯一可恃者只有一個事實，即是蘇維埃政權有可能繼續作為被眾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無所有。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真正在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卻是一群能力不足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論，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為差。

如此政權，能有什麽選擇？更何況它還在國外政府和資本家的重重隔離之下。國家的資產及投資，也被革命盡數征用。說起來，“新經濟政策”在重建已經毀於1920年的蘇聯經濟上，成就極為出色。到1926年，蘇聯的工業產量大致已恢復戰前水平——雖然事實上其戰前水平也沒有多了不起。一般而論，它還是如它在1913年般，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農業人口前後均占82%）（Bergson/Levine，1983，p.100；Nove，1969）。這個比例龐大的農民人口，他們想向城裏賣什麽，買什麽；他們打算把多少收入存下來；那些數以百萬計留在農村生活，而不願進城做窮人的民眾，又有多少打算離開田地：他們的動向意願，左右著國家的經濟前途。因為除了所得稅外，這個國家毫無其他任何投資資本及勞力資源。政治考慮除外，“新經濟政策”若繼續實施下去，不論修正與否，最多也只能達到差強人意的中度工業建設。更有甚者，在工業發展更上一層樓之前，農民百姓可向城市購買的貨品極為有限，自然情願坐在老家吃喝，也懶得將所余售出。這種情況稱為“剪刀危機”，兩刃齊下，終於把“新經濟政策”活活扼死。60年後，一把類似的剪刀，不過這一回卻是一把“無產階級”牌剪刀——同樣窒息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蘇聯工人問道：為什麽去賣力提高生產，去掙更多的工資？工資再多，國內經濟也做不出足夠的像樣東西，吸引他們購買。可是相反地，蘇聯工人若不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又哪有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呢？

因此，“新經濟政策”注定會走上一個死胡同。這個由國家掌舵，靠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策略，注定不能長久。身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其內部與“新經濟政策”不合的政策實在太強：新社會才成立，如果現在又回頭推動小規模商品生產及小型企業，難保不又走上老路，把大家剛剛推翻的資本主義喚了回來。然而，布爾什維克黨人卻猶豫不決，不願意采取另一途徑——若舍“新經濟政策”不用，就只有以高壓手段達到工業化了，即意味著第二輪的革命風暴。這新的革命，將不是由下而上發動，而是國家權力從上向下強制推行。

接下來在蘇聯的鋼鐵年代裏，手操大權的斯大林可謂一個極為少見的統治者——也許有人會認為他與眾不同，其嚴厲統治施展之廣，歷史上少有。相信當時的蘇聯若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內其他人領導，老百姓的苦頭一定較少，受難人數也必然較少。然而其時其國其民，蘇聯若采取任何急速的現代化政策，殘酷無情必然難免，人民的犧牲必重，手段也難逃強制。中央號令支配式的經濟，以重重“計劃”推動建設，其結果必不可免會趨向軍事型的管理，而非企業式的經營。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正如軍事行動往往有民眾精神擁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的拼命工業化行動，就在它為人民帶來的“血汗與淚水”之中得到支持。丘吉爾深知一理：犧牲的本身，可以化為最大的鼓舞力。說來也許難於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蘇聯經濟，也的確擁有著相當的支持——雖然其再度迫使可憐的小農轉為牢牢套於土地的農奴，並將其重要的經濟環節建築在400萬到1300萬勞改營（古拉格）獄工身上——但這份支持擁護，顯然絕不來自小農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