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第2/14頁）

兩大“陣營”的隔絕，根本原因自然出於政治原因。自十月革命以來，蘇聯視世界資本主義為其頭號敵人，一旦世界革命實際可行，務必滅絕鏟除。但是夢想中的革命並未實現，蘇聯反遭隔離，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資本主義國家中最為強大的幾國政府，也多致力於防範蘇聯這個全球社會主義制度中心，日後且必欲去之而後快。蘇聯政權直至1933年才為美國正式承認，足以證明它在後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當一向作風實際的列寧，在事實上已經緊急到準備大讓步，以求國外資金幫助蘇俄重建經濟之際，這番努力卻全告惘然，因此年輕的蘇聯，事實上非走上自足式的發展之路，與其余的世界經濟體制隔絕不可。矛盾的是，經濟隔絕的事實，卻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論點。它的與世隔絕，使得它幸免於1929年華爾街崩潰帶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災難。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響經濟，強化了蘇聯經濟的隔絕性。更有甚者，1945年後連蘇聯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這同樣的孤立形勢。冷戰開始，東西兩大陣營的政治經濟關系宣告凍結。事實上雙方之間的經濟關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絕密）的事情之外，事無巨細，均需經過彼此政府的嚴密控制，因此兩邊貿易全為政治關系所左右。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才與外界更廣的經濟世界有所交流。如今回望從前與外隔絕的經濟天地，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變化正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結束的開始。然而從純理論的角度看，當年歷經革命洗禮及內戰重生的蘇聯經濟，其實並非沒有理由與另一世界經濟體系產生較事實發展更為密切的關系。縱觀全球，就有芬蘭的實例證明，中央計劃經濟也有與西式經濟密切聯系的共存可能——芬蘭從蘇聯進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達其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並以同樣比例輸往蘇聯。然而史家在此所關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可能”“或許”的理論假設，卻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事實。

事實上俄國的新主人布爾什維克黨人，當初從不認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絕之中求生，更不曾將自己設想為任何一種自足性集體經濟的核心。在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各項條件之中，在這個碩大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碉堡裏面一樣也沒有，反而成了歐洲“社會經濟落後”區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為，俄國革命，勢必引發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之火，因為後者已經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一如本書前面所述，1917—1918年，這種形勢似乎的確蓄勢待發。而列寧當時惹人爭議的舉措——至少馬克思主義者之中，曾為此爭論不休——看來也不無幾分道理。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路上，莫斯科只是暫時的指揮中心，一旦時機成熟，其永久總部應該遷往柏林。同理，難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參謀總部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並不是俄語而是德語了。

但是形勢急轉直下，一時之間，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得勝地盤就只有蘇俄一處了（不過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顯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業既不可期，眼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努力目標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盡快將其落後貧窮的祖國改造成一個進步的經濟社會。為完成這項使命，第一任務便是打破迷信，掃除文盲，加快進行科技及工業的現代化革命。於是乎，建立在蘇維埃制度之上的共產主義，其目標基本上便成為改造一個落後國家使其成為現代化國家。如此全力集中快速發展的經濟建設手段，即使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眼裏，也頗有幾分吸引力。當時，後者正陷於莫大的災難，惶惶然尋找重振雄風之路，蘇聯模式對於西歐、北美以外地區的問題而言，更有直接意義，因為蘇俄落後的農業社會，正是這些國家的影子。蘇聯提出的經濟發展方案——在國家統籌和中央計劃之下，超高速發展現代工業社會不可或缺的各項基礎工業及基本建設——似乎正是針對其難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僅在本質上比底特律或曼徹斯特模式為佳（因為它正代表著反帝國主義的精神），事實上也更為合宜，尤其適合那些缺乏私有資本及大量私人企業的國家。於是“社會主義”從這個角度發揮，大大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才脫離殖民地位的新國家，其政府排斥共產主義之余，卻擁抱社會主義（參見第十二章）。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除捷克斯洛伐克、未來的民主德國，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開發層次，較前二者稍低），一般屬落後的農業經濟，因此蘇聯這一張經濟處方，看來也很合用。於是各國領導人物紛紛行動，真心實意，熱情地投入這場經濟建設的時代大潮之中。同時，蘇聯的處方似乎也頗為有效——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之迅速，勝過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15年間，“社會主義陣營”的增長速度，也遠較西方為快。其勢之盛，使得蘇聯赫魯曉夫得意之余，以為只要其國經濟增長曲線繼續以同等比率上揚，社會主義生產領先資本主義之時，指日可待，甚至連英國首相麥克米倫，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實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這種趨勢不是沒有可能。